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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逐年提高，然而供养劳动 者的实际基金却将保持不变，甚或减少，因此，中国财富的增长与其说会改善穷人的生 活境况，还不如说会使穷人的生活境况恶化。就所掌握的生活必需品和舒适品的数量来 说，穷人的状况会和以前相同或者比以前更差；而且会有许多穷人不再从事有益于健康 的农业劳动，改而在有损于健康的制造业中干活儿。
上述论点应用于中国之所以会显得更加清晰明了，是因为大家都承认，中国的财富 长期以来一直处于停滞状态。就任何其他国家来说，若拿两个时期作对比，哪个时期财 富的增长较快，总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而根据亚当·斯密博士的说法，穷人的生活境 况正是取决于财富的增长速度。不过显而易见，两个国家的年土地产品的劳动产品的交 换价值是可以按完全相同的速度增加的，然而如果一国主要从事农业，另一国主要从事 制造业，那么供养劳动的基金，从而财富增长在这两个国家所起的作用，将会是迥然不 同的。在主要从事农业的国家，穷人的生活会很富裕，人口会迅速增长。在主要从事商 业的国家，穷人得到的利益相对来说则少得可怜，因而人口的增长也很慢。
人口原理 第十七章
什么是一国财富的适当定义——法国经济学家认为所有制造业者都是非生产性劳动 者，他们这样认为的理由是不成立的——工匠和制造业者的劳动虽然对国家来说不是生 产性的，但对个人来说却完全是生产性的——普赖斯博士的著什中一段值得注意的话— —普赖斯博士错误地认为，美国的幸福状态和人口的迅速增长主要是其特有的文明状态 造成的——拒不承认社会改良道路上的困难毫无益处。
这里自然会产生这样一个问题：土地和劳动年产量的交换价值，是不是一国财富的 适当定义，或者是否应按照法国经济学家的作法，把一国的财富更精确地定义为土地总 产量的价值。确实，根据法国经济学家的定义，财富的每一增加都会增加供养劳动者的 基金，从而总是有助于改善穷苦劳动者的生活境况，而根据亚当·斯密博士的定义，财 富的增加却不一定会产生这种作用。然而，并不能由此而推论说，亚当·斯密博士的定 义是不正确的。从许多方面来说，把一国人民的衣服和住房排除在收入之外，是不合适 的。与一国所需的粮食相比，许多这类东西确实是微不足道而没有多大价值的，可是仍 应当把它们看作是国家收入的一部分，所以我不同意亚当·斯密的地方仅仅是：他似乎 认为，一国收入或资本的每一增加都会增加供养劳动的基金，从而总是有助于改善穷人 的生活境况。
富国生产的细丝、棉布、花边和其他用于装饰的奢侈品，会大大有助于增加该国年 产品的交换价值，但对于增加社会的幸福总量却作用很小，因而在我看来，我们估价不 同种类劳动的生产性和非生产性时，应着眼于产品的实际效用。法国经济学家认为，用 于制造业的全部劳动都是非生产性的。把用于制造业的劳动同用于土地的劳动相比较， 我完全倾向于同意法国经济学家的观点，但我持这种观点的理由却与他们列举的理由不 尽相同。他们说，用于土地的劳动之所以是生产性的，是因为土地产品在向劳动者和农 场主支付全部报酬后，还能向地主支付纯地租，而用于生产花边的劳动之所以是非生产 性的，是因为花边仅仅能补偿工人消费的食物和雇主垫付的资本，一点纯地租也不提供。 但假设花边具有很大的价值，以致在向工人和雇主支付全部报酬后，仍能向第三者提供 一种纯地租；在我看来，即便如此，相对于使用在土地上的劳动而言，用于生产花边的 劳动也仍然是非生产性的。虽然根据法国经济学家的推理方式，在这种情况下，雇用来 制造花边的人似乎是生产性劳动者，然而根据他们对一国财富所下的定义，却不应把这 样的人看作是生产性劳动者。他不会为土地总产品增添任何东西，反而消耗了一部分土 地总产品，而只留下少许花边作为回报；虽然他出售花边换得的食物可以是他制作花边 时消费的食物的三倍，从而对于他自己来说，制作花边的劳动是生产性很高的一种劳动， 然而却不能认为他通过这种劳动增加了国家的财富。所以，某种产品在支付了生产费用 后所能提供的纯地租，似乎并不是据以判断某种劳动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生产性的还是 非生产性的唯一标淮。
设有20万人生产制造品，这些制造品仅仅有助于满足少数富人的虚荣心，假如现在 改而雇用这20万人开垦荒地，仅能生产出他们消费的食物的一半；那么，即使如此，对 于国家来说，他们现在也比过去是生产性更高的劳动者，尽管他们的劳动非但不能向第 三者提供地租，而且生产出来的食物只能补偿所消费的食物的一半。在前一种情况下， 他们消费一定数量的食物而生产出一些丝绸和花边。在后一种情况下，他们消费同样数 量的食物而生产出可养活10万人的食物。生产出来的这两种产品究竟哪一种真正对国家 最为有利，是不言而喻的。我认为，与其用财富养活20万人生产丝绸和花边，还不如养 活他们来生产更多的食物。
用于土地的资本对于使用资本的个人来说也许是非生产性的，但对于整个社会来说 却是高度生产性的。与此相反，用于工商业的资本对于个人来说也许是高度生产性的， 但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却可能几乎完全是非生产性的；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我才把相对于 农业劳动而言的制造业的劳动称作非生产性劳动。的确，我们在看到工商业积聚起巨额 财富和许多商人过着非常富裕的生活时，几乎不能同意法国经济学家的说法，按照他们 的说法，制造业者只有依靠节衣缩食才能发财致富。其实，在许多行业，利润非常大， 足以向第三者提供纯地租，但由于根本没有第三者，由于全部：利润都集中在制造商或 商人手中，因而他们似乎用不着节衣缩食就可以发财致富，所以我们就看到一些并非以 节俭著称的人通过经营工商企业发了大财。
日常经验告诉我们，用于工商业的劳动对于个人来说是高度生产性的，但对于国家 来说却肯定不具有相同程度的生产性。食物的每一增加都有助于增进整个社会的直接利 益。但得自商业的财富却仅仅是以间接的、不确定的方式有助于增进整个社会的利益， 在某些方面甚至具有相反的倾向。目前国内贸易是各国最重要的商业活动。中国没有对 外贸易，却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因而我们暂且可以撇开对外贸易而得出这样的结论： 通过精巧的制造业而从原有食物总量中获取双份食物的人，肯定不如通过自己的劳动为 原有食物总量增添一份食物的人对国家有用。丝绸、花边、装饰物以及昂贵的家具等消 费品，毫无疑问是社会收入的一部分，但仅仅是富人的收入，而不是整个社会的收入， 所以不能认为这部分收入的增加具有和粮食增长相同的重要性，因为只有粮食才是广大 人民群众的主要收入。
按照亚当·斯密给财富下的定义（而不是按照法国经济学家所下的定义），对外贸 易可以增加一国的财富。对外贸易的主要用处，以及人们一般之所以如此高度重视对外 贸易的原因，是它可以大大增加一国的对外力量，大大增加一国对其他国家劳动的支配 权；但仔细考察一下就会发现，对外贸易几乎无助于增加国内供养劳动者的基金，因而 几乎无助于增进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幸福。按财富增长的自然顺序来说，制造业和对外 贸易的发展应在农业的高度发展之后。在欧洲，事物的这一自然顺序被颠倒了过来，土 地的耕种依赖于制造业的过剩资本，制造业的兴起并非依赖于农业资本的过剩。城市中 的工业受到了较多的鼓励，工匠的劳动由此而得到了比农业劳动要高的报酬，欧洲为什 么有那么多土地未得到耕种，原因也许正在于此。假如整个欧洲奉行另外一种政策，欧 洲的人口无疑会比现在多得多，但又不会因人口较多而陷入困境。
人口增长会造成困境，这是个令人感兴趣的问题。在我看来，对这个问题需作详尽 而深入的讨论，而这远非是我所能做到的。但在撇开这一问题之前，不能不提及普赖斯 博士在其著作中说的一段非常离奇的话。他列出了一些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