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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杀戮无所顾忌，最后面对群凶乱斗，主人公只好长叹而去。
正邪之分，更不存在。《倚天屠龙记》与《笑傲江湖》中，都有魔教，或邪
教。（注7）“中原正派”称为正宗。魔教内部抢夺教主地位，政变迭起，阴谋互杀
；但是正宗的武林五岳，为抢夺盟主地位，打杀更加惨烈。
2005…5…22 22：00：20
yuweiyuw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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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 楼
金庸小说，宜作为寓言小说读，这个问题不少论者已经谈及。（注1）
但是推论的下一步，或许还可一谈：正由于金庸小说不是一般的武侠小说，
它们并不“反映”中国人的某种“民族性”，例如“好侠尚义”，“善恶分明”
，“英雄崇拜”等等。（注2）——金庸小说并不反映，而是反思这种国民性，其武
侠题材与寓言主题之间，有明显的张力。
大多数金庸小说，可以读成“成长小说”（注3），书中的主人公习武成侠，走
向江湖，但是在经过各种高手威*，卷入打杀报仇抢宝争霸，历遍武侠世界，饱经
沧桑之后，走出江湖。
又是寓言小说，又是成长小说，如何理解？主人公的成长的标志，是翻然彻悟
，是取得一种超越——即从有限的人生经验，体验到一种无限性。
如果说金庸小说“反映国民性”或“表现民族性格”，就会有很多说不通的
地方。国人虽然爱读武侠，而侠义式的善恶分明，却并非普遍的国民性。实际上
中国人比起许多其他民族，善恶并不更分明一些，侠义精神恐怕也少些。
中国人的善恶观，或侠义观，有其更根本的底蕴。而金庸小说，是这些民族
性底蕴的深刻寓言。在这篇文字中，我称这些为“民族共识”，也就是说，中国
人，无论善恶分明不分明，侠义不侠义，都多少赞同的一些更根本的想法。
1
我关于民族共识的讨论，当然是受了哈贝玛斯（JungenHabermas）关于“共识
”（consensus）理论的启发。只是哈贝玛斯谈的是社会共识，探讨的是当代多元社
会中有待形成的共识。我想在金庸小说中找到的，却是中国人作为一个民族，无
论属于何种阶层或集团，其思想方式的最低公分母，是已经存在许多世纪的基本
思维方式。
哈贝玛斯作为德国阐释学传统的继承人，强调人们通过语言进行的“交往行
为”（municativeAction），互相作为认识对象。“经验的客观性就在于，它是
在主体之间分享的”。（注4）
民族共识由无数世代的文化积累形成，成为一个民族不言而喻的判断标准。
一个民族的个体，思想千变万化，但变异往往只能构成个人的特立独行，或局部
的小潮流。民族共识却在民族共同潜意识的深部运作，它的变化极其缓慢、成为
纷乱起伏的各种思潮背后的“原范型”（arch－paradigms）。（注5）
哈贝玛斯强调，现代性本身引发进步，同时造成反进步。当代社会的极端分
割多元，各种利益集团必然冲突，导致行为规范的“合法性危机”
（legitimationcrisis）。
行为规范危机，在中国当代社会已经非常明显。而且，我认为，这会成为中
国面临的最大危险：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超大国家，没有一个大致被认可的行
为规范体系，只有应付眼前问题的政策，方法，手段，只顾近虑不想远忧，时间
越长隐患就越严重。
这不是几个知识子的危言耸听。近年来，我们看到听到许多关于价值失范，
世风沦丧，民族素质严重下降的惊呼，有识之士为此扼腕，苦于找不到解决方式
，甚至找不到基本的出发点。
曾经有几个人提出“拉下面子比弄虚作假好”，由此引起争论。但是争论的
另一边，提倡“终极关怀”，陈义过高，也并非天天要算帐的小民所能接受。
有人提出宗教情怀，但是宗教的号召力，最终还是必须基于民族共识。
因此，我认为哈贝玛斯的论题，对于当代中国，甚至比对哈贝玛斯自己的国
家更重要。德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甚至大多数非西方国家，各有各的社会问题，
但是其宗教/意识形态并没有根本动摇。哈贝玛斯的任务是如何以批判反思
（Criticalreflection）改造再建交流原型，以促成社会的合理化
（rationalization）。
而我们的任务不同：我们面临当代世界最大的，也可能是人类文明史上最大
的一个意识形态真空，我们的任务不可能靠反思合法性成问题的规范来完成——
我们面临的是规范的几乎消失。因此我们必须“找回”到更为根本的，初始形态
的民族共识上去。
哈贝玛斯讨论过这种比世界观、道德观、历史观等更为根本的共识，他称之
为一个民族的“背景共识”（backgroundconsensus）。而且哈贝玛斯认为，可以认
为背景共识是一个民族的潜意识，人们往往不会意识到它们作为社会共识基础的
作用。
民族共识很难以统计或社会调查求得，社会的人受到政治、生计、习俗、时
尚等的干扰影响，不得不作许多权宜的决断，而这些权宜经常变成厚重的利益覆
盖，使民族共识被遮没。在此，就需要更有穿透力的批判反思。
2
带着课题读金庸小说，是否会犯自我诱导而作“过度诠释”的错误？金庸小说
有没有给我们提供这样的“民族共识”？细读金庸小说，我觉得金庸可能有这种意
图。他笔下的武侠行为，可以读成是在描述“社会交流”。
哈贝玛斯把社会交流主要看作语言——行为（speech－action）。武侠世界，
交流的主要方式是打斗，金庸笔下的技击，远远不只是一种身体行为。真正的功
力来自于某种籍典，某种讲述。甚至，讲述本身代替对斗。《书剑恩仇录》中借
论易，讲穴位比武；《射雕英雄传》中演绎《道德经》比武。比武本身成为交流
，武打规范也就成为交流规范。
正由于此，武功到天下第一，此人就把自己*入绝境。《神雕侠侣》中孤独求
败（好个名字！）留下遗言“生平求一敌手而不可得，诚寂寥难堪也！”“武无第二
”之所以难受，是因为断了交流之路。
再例如，哈贝玛斯认为，由于现代社会的集团利益，交流原型受到“系统扭
曲”，结果是被各种社会成见遮蔽。在现代中国，对交流原型干扰最大的因素，
是“进步”与“现代性”。不是说这两个概念应当对中国当下情况负责（不少学者
如是观），而是压力来得太急，前景又被说得太好，为了目的就不择手段。
金庸小说有许多“系统扭曲”的妙例。《侠客行》中“侠客岛”上刻石的“
绝世武学”，只是貌似甲骨文。天下最高明的许多侠士，钻研几十年而不得解。
“原来这许许多多注释，每一句都在故意诱人误入歧途，可是钻研图谱之人，又
有哪一个肯不钻研注解？”
金庸小说的武侠世界是现代前夕的中国。除了《越女剑》，全部作品锚定在
十七世纪前的中国，大部分在明清，部分在宋元。而且金庸相当自觉地排除近现
代各种外来思想的干扰，甚至避免写连《红楼梦》都常写到的西洋器物。金庸小
说固然常写炸药，用法简单，可以算作土产。可能《笑傲江湖》带定时装置的炸
药，是个例外。例外的定时炸弹最后没有用得上，或许并非例外。“进步”这个
对现代中国思想干扰最大的因素，被暂时悬置，“现代性”推迟到问题之外。只
有《鹿鼎记》写到西洋人设计大炮，写到与“罗刹”国的外交——中国关系史上
最后一个没有冲击“国本”的事件——无怪乎这是金庸的封笔之作。
金庸小说，是一个多产的现代作家的一大批作品。这批作品的特征之一是相
当匀质（可能《鹿鼎记》是个例外）。金庸专家或许能够判断出前后作品文体的变
化，或者价值观的变化，或者讨论各部作品艺术价值思想价值的演进。但是作品
如此匀质在其他现代作家中几乎见不到。很多论者试图分出金庸小说发展的几个
阶段，就我的课题而言，可以把金庸全部作品，不区分前后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