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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状态之所以常被用来解释行为的另一个原因就是环境解释难以控制。决定一个人在当前情景中的体验和行为的也许是一个复杂的、非常细微的长期的环境因素。由于找到关键的环境因素非常困难，所以就常用情绪体验来解释行为。
虽然斯金纳认为内部事件不是行为的起因，但他并没轻视它们的重要性。事实上，他之所以鼓励人们广泛使用正强化，就是因为他认为正强化物会带来愉快的体验。他将这种体验与由负强化物或惩罚所带来的不愉快情绪相对比，认为前一种更有效。此外，他提出的教育方法也被用来改善思维的外部行为、外部技能。斯金纳的这套方法所隐含的意思是：通过改善外部环境可以改善情绪体验、思维和其他内部过程。
斯金纳在挑战传统的对待内部状态的方式的同时，还指出我们对于“自由”和“尊严”的概念已经过时了。事实上，原有的概念中包含的一些行为阻碍了社会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作用。在他的《超越自由和尊严》（1971）一书中，他指出，以任何一种方式来逃避控制的企图都阻碍了行为主义技术得以广泛传播。在他看来，我们过于关注我们的自由和尊严，而忽视了包括个人和社会在内的更大的进步，而这种进步可以通过系统地、广泛地进行行为控制而获得（这是建立于正强化基础之上的）。
虽然斯金纳认为我们应该远离那些厌恶刺激，例如惩罚的威胁，但他认为我们将所有的东西都说成是坏的将会很危险。而且，如果仅是在个体自动地做出那些行为时才给予个体尊严和价值，那么人们就会不愿意使用行为技术来改善人们的行为。他认为这才是关键的问题。人类是否能生存下去，就看是不是创造了一种可以产生和维持更理想的、更有建设性的行为。
斯金纳的假设是：我们的行为受到这样或那样的控制，但是如果控制中包括的是系统的正强化，个人和社会都会最大程度的受益，人们会最大程度地体验到自由。他说自己就很幸运，因为自己的行为中很多（例如研究和写作）是受正强化的控制；因此，虽然他假设他的行为和别人的行为一样完全是基因物质和环境因素的结果，但他仍感到很自由。
斯金纳的操作性行为主义至少有两个水平可以考虑。我们刚才讨论的问题就和其中的一个水平有关，这个水平与斯金纳技术应用的关系更大。这个水平上存在的争议也最多。他对于根深蒂固的用内部状态解释行为的做法，以及对自由和尊严的挑战受到了许多严厉的批评。他在这个水平上提出的问题可能还需要进行一番激烈的讨论。
在另一个或者“分子”的水平上，行为主义方法包括了一系列的拥有实践意义的概念和程序，如果有关行为主义的概念和程序不能在分子水平上得以运用，就不必接受上一个水平的观点。正强化、消退、强化安排、塑造、强化的可能性等等，都提供了进行分析、控制和提高行为的基础。在科研机构、医院、商界、工厂、学校、家庭、个人行为治疗机构中常使用这些技术，而且取得的效果喜人。
规则控制行为的概念在对斯金纳心理学的讨论中常被忽视，但它却增加了激进行为主义的实际意义。它表明了这样的事实，那就是意见、警告、建议、指示、法律等等可以影响行为。这种规则一般指强化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它们指出了在特殊的情景中作出某种反应会带来的可能结果。在治疗中、教育中、生意场上、政府部门，事实上在所有人们用语言交流的场合中，可以传递真实的强化可能性的规则能得以清楚地陈述是很重
要的。
在本章中我们曾提到，一个人是否能一直受某种意见、警告、建议等的影响，常常是受到该行为的强化结果的影响。如果我们听从了某人的意见之后得到了强化，我们就信任他，于是就有可能再听从他的意见。然后效果就会泛化，我们也易听从其他人的意见。在涉及到模仿时也会发生类似的事情。如果我们模仿他人的行为获得了强化，那我们再次模仿的倾向就会加强。
有些规则虽然重要，但我们不能服从它。例如，斯金纳观察到那些试图通过建议或警告的方式来告诉大家“我们面临的现状可能会毁了我们”的人，他们面临巨大的困难。像环境污染、造核武器、人口增长过快这些对社会有危害作用的活动，对于那些可以从中获益的人有即时强化的作用，而它们的破坏作用却显得很遥远，影响作用很小。他强调说：“预料的结果离我们越远，我们听从意见的可能性就越小。”（Skinner，1987）。而且，由于警告是一种厌恶刺激，我们就会倾向于远离或忽视周围的警告。
斯金纳对于世界的前景并不乐观，他认为也许会出现致命的灾难。（见凯瑟琳·费舍的文章，《对世界的诊断）》，载于《美国心理学协会追踪》，1982年10月，P。25，其中包括了很多斯金纳的语录。）虽然他认为可以通过控制环境中的变量来控制个人的行为，但是他觉得在一些有重大意义的社会问题上，相关的因素可能超出我们的控制范围之外。最有影响力的人或情景受影响的因素是难以得到改变的。最好是大家提供的意见和建议能影响政界、商界和宗教界的领袖人物。但那是否会成为现实还是个问题。如果那些领袖们的行为结果可以受到即时的影响，也就是有可以强化他们行为的结果，那将会有所帮助。而且，培养出的新领袖要更能听取大众的意见。斯金纳相信，要让我们拥有美好的未来，必须由科技引路，必须将对行为科学分析的结果用于实践。
第四章 卡尔·罗杰斯和人文主义现象学 罗杰斯传略
1902年1月8日卡尔·罗杰斯（CarlR。Rogers）生于芝加哥郊区的橡树园；1987年2月4日髋部手术之后，卒于加州拉霍拉，享年85岁。他的父亲是一位自由职业者、土木工程师。他的父母都是信教的，母亲的观念更为传统。罗杰斯一家关系密切，他说他的父母是尽职和充满爱心的，都很实际。家中有六个孩子，其中五个男孩。
罗杰斯12岁时，父母买了一座离芝加哥30英里的农场。在他念中学时，父母常要求他承担杂务和其他一些农活。他的学业优秀，并于1919年进入威斯康星大学深造。在大学他参加了许多活动，包括作为世界学生基督徒联合会代表到中国的旅行。他曾因患十二指肠溃疡而休学一段时间。罗杰斯在只修完一门心理学课程后，于1924年获得历史学本科学位，并于同年结婚。（其妻卒于1979年，他们有两个孩子。他的女儿有时与他合作一些项目，儿子进入了医学领域。）
罗杰斯在纽约的联合神学院开始其研究生的学习。虽然他觉得在那里的学习非常有意思，但还是开始意识到一点，他不想被束缚在某项特殊的宗教学说上，最后他转到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师范学院，从事临床及教育心理学研究。1931年他获得丁该学院的博士学位。
罗杰斯在1928年获博士学位前，便开始在纽约、罗切斯特工作。主要是为法院和保护儿童社会的儿童研究部门介绍来的犯罪和贫穷儿童工作。此后，在一段短时间里，他做过罗切斯特咨询中心的指导员。1940年，罗杰斯担任俄亥俄州立大学教授，从1945至1975年与芝加哥大学咨询中心有密切联系。此后他又迁往威斯康星大学。1964年他作为当地成员加入了西部行为科学研究所。从1968年至他去世，他都是加州拉霍拉人文研究中心的成员。
罗杰斯的主要著作有：《咨询和心理治疗》（1942），《来访者中心疗法》（1951），《论人的形成》（1961），《卡尔·罗杰斯论团体治疗》（1970），《成为伙伴：婚姻及其他选择》（1972），《卡尔·罗杰斯论个人力量》（1977），《存在的一种方式》（1980），《为80年代学习的自由》（1983）。由豪沃德·科斯根堡和沃禾里·兰·亨德松两人编辑的两本罗杰斯著作在他去世后出版。分别是：《卡尔·罗杰斯文选》（1989）和《卡尔·罗杰斯：对话》（1989）。
第四章 卡尔·罗杰斯和人文主义现象学 人文主义现象学
罗杰斯关于人类的学说通常被认为是“自我理论”，“现象逻辑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