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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有一种病人，似乎会适度而谨慎的向自己与分析者承认他们已有进展。他们时常甚易以相当精巧的方式而贬低“改善”的成果，不过当他们遭遇到发生于自身的问题，或碰到他们无法应付的外在情势时，就又会发生“复发”的现象。其过程之进行与第一类的相同，只是没有荣誉化的幻想而已。以上这两种人还是不愿承认自己具有困难与缺陷的，或不承认自己实在是没有非凡优点的。他们的勉强或不愿意的情境可被外移。譬如他会这么想：我随时都会接受我自己，但如果我不完美的话，别人就会憎厌我。他们只有当我最慷慨、最有成就的时候才会喜欢我。
造成急性损伤的因素，乃是起因于病人仍无法应付的困难。在最后的一种“反应”中，其起因并非是“成长不适”的困难，相反的，却是往建设性方向前进的特定行动发生了困难所致。这不见得是奇异的行为，病人只怜悯自己，而且初次体验到自己既非特别的出人头地，也非是卑鄙不可见人的，他觉得自己事实上是一个奋发向上，但却常会受到困扰的凡人。他明白了这种“自我嫌恶”乃是自负的人工产物，或者了解了为了具有自尊，他不见得就一定要是个独特的英雄或天才。在梦中也会发生此种态度的变化；有位病人梦见有匹纯种的马，现在变跛了，身子看来也好像是是在泥中拖脏了的样子。他想着：“虽然如此，我也照样能够爱怜它”。但有了这种经验后，病人会变得沮丧，不能工作，觉得完全意气消沉。结果判明是因为自负起反叛且已居了上风之故，他已因自卑的急性咀咒而感痛苦，且愤恨地视之为可鄙的“自我贬值”与“过分自怜”。
这种反应常当病人已作了周详的决定，而且已独力为自己完成某件建设性的事情之后才会发生。譬如，有位病人当他认为他正在进行的工作乃是较为重要时，他会毫不烦躁且毫无罪恶感地拒绝别人同时提出的要求。另一位病人，她结束了她与爱人的性关系，因为她澈底地认出，此种关系过去主要是建立在她自己以及她爱人心中心理症的需要上而已，如今对她而言，它已丧失了意义，所以以后不该再答应他了。她坚决地作此决定，而且尽可能避免伤到她的爱人。在这两个例子里，病人原先都感到自己能支配某种特殊的情势且因此而觉幸福，但不久就会表现出惊慌的态度；当他们那么做后，他们会惧怕自己的独立性，恐怕自己会变得不可爱，与“具侵略性、攻击性”，他会责骂自己是个“自私的色狼或残暴者”，而且会短期地在克己的过度谦虚疆界内寻求庇护。
最后的这个例子其治疗较为繁复，因为它包含了一种比其他这些还深远而积极的步骤。这个例子所分析的对象是一位较年长的哥哥，经营一项事业，这事业是他爸爸传给他们兄弟的，而且已算得上是鸿图大展了。哥哥做事能干，富有正义感，喜好支配别人，而且具有许多典型的自大。我的病人在相比之下是相形见绌的，赖其庇萌，受其威迫，盲目地崇拜他，而且毫不自觉地曲意承欢。经由分析中，我们注意到他冲突的反面，他变得对他哥哥吹毛求疵，公然与之竞争，而且有时表现得相当好战。他哥哥也报以同样的反应；于是一种反应加强了另一种反应，很快地他们就变得几乎不相往来。办公室里的气氛变得紧张无比；同科的人或雇员都各别偏向于其中一方。我的病人起初很得意，因为他终于能“保卫”自己而抵抗他的哥哥了，但后来他渐渐地察觉到他的哥哥也是怀着报复心，亟欲消除他那趾高气扬之势。当他将自己的冲突分析了好几个月后，最后他更广泛地洞悉了整个形势，而能了解比个人的争斗与怨恨还重大的攸关问题之所在。他发觉不只是他，而且还有更多的人，都紧张地希望负起积极的责任，于是他决定与他哥哥来一次晤谈，当然他心理有数，这并非易事。然而，在以后的晤谈中，他既未受威迫也未表现报复心，只是坚持自己的立场。因此，他为未来打开了比从前的基础更为健全的合作的可能性。
他知道他进行得很顺利，而且也为之高兴。但当天下他却感到很惊慌，而且感到恶心与昏厥，因此他不得不回家卧床休息。他并未自杀，但有种思想掠过脑际，此刻他已能了解为何人们会自杀。他力图理解此种情况，于是再次反省他与哥哥晤谈的动机，以及在晤谈中他所表现的行为，但却找不出任何可资反对或厌恶的原由，他变得十分迷乱。不过隔晨他已能入睡且觉得平静了不少。但是，当他醒来时，他又想起了他哥哥所加诸他使他受苦的侮辱，于是又重新激起他对哥哥的愤恨。当我们分析这种烦恼时，会发觉他已两面受击了。
他具有两种心境，一为他要求与他哥哥晤谈，一为他已完成的第一种心境却与他平生生活所凭藉的一切（潜意识的）价值截然相反。就他的夸张驱力而言，他应该是早就具服复心的，而且应获得报复的胜利。因此，他猛烈漫骂且责备自己是个谄媚者，却又姑息一切。另一方面，就依旧存在的自谦倾向而言，他应该是谦和、驯服的而且是自甘居下的。这样一来，他便会讽刺地攻击自己：“小弟弟竟想凌驾哥哥！”如果事实上他目前正是既自大又谄媚的话，以后他也会被困扰的，虽然可能较为轻微，但也决非是个小问题：因为任何欲挣脱此种需长期对抗的冲突的人，对于报复的倾向以及自谦的倾向的余渣都相当敏感──亦即，要是还觉察到这些残渣的存在，则病人仍会表现出自责的反应。
明显地，尽管他未曾具有过报复心或谄媚过他人的行为，而这些自责仍旧会发生的。但他早已下定决心采取积极的步骤以远离这两种倾向；他不只切实地而且具有建设性地去身体力行，还真正地认识了他自己以及他生活的“底细”。亦即，他已开始了解产感觉到在此种艰难的情势下，他的责任并非是一种负荷或压力，而是他个人生活之方法中所必要的。他就是他，情势就是情势──他需要真诚地去应付它。他已承认他在世界上的地位，以及他处于此种地位所该负的责任。
虽然他需要足够的力量，以真正地步向“自我实现”，但他尚未开始自己去正视真我与自负系统间的冲突，此种步骤一定会发生的。他之突然地深深陷入其中的这种冲突，其严重程度正说明了往日的剧烈反应。
在这些“反应”的掌握下，病人自然不会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只觉得诸事每况愈下，感到绝望，或许他的改善只是一种错觉？或许他病得过于厉害致使别人束手无策？他可能会有放弃分析的暂时冲动──他以前所未有过的想法，即使是处在最烦乱的时期。于是他感到迷乱、失望、沮丧。
事实上在所有这些情况下所发生的现象就是建设性的表现，表示了病人能与“自我理想化”及“实现自我”间的抉择发生格斗。同时，大概没有其他的事物或现象，能这么清楚地显示出这两种驱力乃是无法和谐共存的，就像在这些“反应”中所发生的内在挣扎，与引起“反应”的那些建设性的动力之不能共存一样。那些反应之所以会产生，并非是因为他能更实际地了解自己，而是因为他愿意承认他自己是具有缺陷的；并非因他能自作决定且为自己做事，而是因为他愿意留意自己的真正兴趣且自我负责；并非因为他能以实际的方式维护自己，而是因为他愿意负起他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所应负的责任。简言之：它们（指反应而言）乃是成长的痛苦。
然而，只当病人了解他的建设性步骤的意义后，这些反应才会完全生效（有所助益）。因此，最重要的乃是分析者并未被那种看来是“复发”的现象所迷乱，而能认出它们（复发）的消长过程，以帮助病人去发觉它们。因为这些反应常依可预见加以预料的规则性而发生，所以当这些反应反覆发生好几次后，当病人正处于上进的步骤的，预先警造病人仍是合理的。这并非在于防患下一反应的发生，而是当病人也了解在某一时候即将发生的作用力乃是可预言的，那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