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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味着他会亲近、反抗或者逃避他人。
正常的人性关系亦具有亲近、反抗或逃避他人等倾向，“希冀”与“给予”情感或屈服别人的能力、争斗的能力、维持自我的能力──这些都是正常人性关系中所必需持有的能力。但是就一个因基本焦虑而自觉处境艰险的小孩而言，上述的现象却是相当极端与严重的。例如，情感会变成依赖性，顺从会变成姑息。同样的，他也会因驱使而变得反叛与冷漠无情；或者在特殊情况下，不顾自己的真实情感以及不当的态度。其态度上的盲目与固执，强度与潜伏在心中的“基本焦虑”成了正比。
因为在这些情况下，小孩不只会形成上述任何一种现象，而且可能会具备了所有的现象，所以可能会发展出与别人根本敌对的态度。亲近、反抗及逃避他人，这三种行为形成了一种冲突──他与别人的基本冲突。将来他会较坚持其中的一种行为以求解决此种冲突，且力图表现其中较占优势的那种态度；顺从、攻击或冷漠三者之一。
解决“心理症冲突”的第一种企图决不是肤浅的。相反的，它对将来心理症的发展过程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它不只与待人的态度有关，而且不可避免的，这会造整个人格中的部分变化。依照小孩的主要倾向，他也可能发展出某些正当的需要、敏感性、抑制及引发道德价值的起始。譬如，一个相当顺从的小孩，不仅易于使自己服从并依赖他人，而且还会努力行善以及为他人着想。同样的，一个富于攻击性的小孩，会把价值放在气力、耐力及斗力之上。
然而，第一种解决方法的统合效用，并不像以后所要讨论的“心理症的解决法”来得坚定及广泛。譬如，有位女孩，顺从的倾向相当地明显，她会表现出对权威人物的盲目崇拜，表现出满足与快乐的倾向，但却怯于表达自己的愿望及随时奉献的企图；譬如，她在八岁时，会偷偷地将她的玩具抛在街上抛在街上给那些贫穷的孩子；十一岁时她会稚气地在祈祷中求取“神秘的引渡”，幻想着被自己所恋的老师处罚。但在十九岁时，她却易于赞同那些由别人策划用来报复老师的计划。然而，她多半像盏小灯，在学校偶而会领先去做一些顽强的举动。当她对教堂的牧师感到失望时，也会出表面的宗教信仰转变成为暂时性的讥讽。
造成“人格统合作用”涣散的理由，部分是因为个人在人格发展上，并未“成熟”；部分则为早期的解决方法之主要目的在于与他人关系的单一化。因此还需要再巩固人格的统合。
至今，所描述过的人性发展绝非是单一形式的。每一种不适合的环境条件，特点彼此都不同，因此发展的过程与结果也各不相同，此种发展往往会损毁了个人的“内在力”以及“一贯性”，同时也会因此而产生了某种易补救此一缺陷的急切需要。虽然这些需要彼此相混相难，但我们仍可区别成下列的事项：
不管他是否早已在努力解决与别人所发生的冲突，他的人格依旧是分割不全的，而且需要一种较稳固且精确的“人格统合”。基于许多理由，他已没有机会再发展真正的自信心：他的“内在力”已被他不得不谨慎戒备，被他的分立以及那种产生“偏向发展”的早期解决法所耗尽无遗了，而使大部分的人格无法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因此，他所亟需的乃是自信心或其代用物。
在儿处之际，他并不感到柔弱，但却会特别地感到比别人生活和更不实际、更无意义。如果他有“归依感”，则他那种劣于他人的感觉就不至于会形成太过严重的障碍。但因为他生长于一个竞争的社会中，以及在基本上他感到孤立、敌对、所以只能发展一种急切的需要，以“提高自己以便超越他人”。
比这些因素更为基本的，就是他们开始脱离自我。不只是他的“真我”无法顺利发展，而且，因为他需要发展人为的、战略的方法用以对付别人，使他不得不抹杀了真实的情感、愿望及思想。当“安全”变为主要目的时，他内心的情感与思想就丧失了重要性──事实上已不得不被压制而变得模糊不清了。（那时他已觉得什么都不重要，只要他能获得安全就好了）他的情感与愿望已不是决定的因素；可以说他不再是个驾驭者，而是个被驾驭者。大体而论，他的这种自我分割不只使他变得懦弱，而且也因增加了他的不安，而使他的精神变得更为错乱；他不知自己究竟置身何处，或自己是“谁”。
此种开始“脱离自我”的现象乃是一项更为基本的要因，因为它增添了其他损失的伤害程度；如果我们现在想像一个人若无法脱离其“自我生活中框”，所可能发生的情况，则我们会更明确地了解上述的意义。在此种病症中，病人会有某种冲突，但不致于为这辗转反侧；他的自信心（正如此词之意，需有一种可以置信的自我）将会受到伤害，但不致完全毁减；他与别人相处的关系将会产生障碍，但内心仍未与他们脱离。因此，“脱离自我”的人大都需要一种能他支持的东西（如果说此种东西乃是真我的取代物，那是荒谬的，因为此物根本就不存在），亦即需要一种“个体统一的感觉”──自我感，这可以使他觉得自己活得更有意义，而不在乎身体的衰弱，这给予了他一种权力与意义的感觉。
假设他的“内在条件”并未改变（仍生活在某种适宜的环境），他就用不着上述所列举的需要，只有一种方法似乎可用来使他满足那些需要，且可以马上满足所有的这些需要，那就是“幻想”。渐渐而且潜意识的，“幻想”开始在他的意识里产生自己的“理想形象”。在些种过程中，他赋予了自己无限的力量与崇高的能力；一变而成为英雄、天才、至情的爱人、至高的圣者、神明。
“自我理想化”离不了“自颂”，它带给个人相当需要的意义感及凌驾他人的“优越感”，但决非盲目的自大，每个人都经由自己特殊的经验、过去的幻想，个人的需要以及他所具有的天赋，来建立起自己的“理想形象”。若不是幻像具有“人格特质”，那他就无法得到一种“本身”及“统一”的感觉。他一开始就将他解决“基本冲突”的方法理想化：使顺从变为善良、爱与神圣；攻击变为力量、领导力、英勇与全能；冷漠变为智慧、自足与独立。根据个人的解决方式，使本身的明显缺点或缺陷变得隐晦，或对此加以修正。
他将会利用下述三种方法之一去对付他的“矛盾倾向”。此种倾向或许会在暗地里为人所赞颂，也许只有在分析过程中才会稍现端倪：就一个认为爱情不该懦弱的急进分子而言，其理想的形象不只是一个穿著金光闪烁的战甲的武士，而且也该是个大情人。
其次，“矛盾的倾向”除了被赞颂外，也会由人的意念中被孤立起来，而不致于再构成阻碍性的冲突。病人在幻想中，自己乃是人类的恩人，是个相当沉著的智者，是个冲锋陷阵的勇士，这些都是自觉的；不但是“非矛盾”的，而且是“非冲突”的方法。史蒂文生（Stevenson）在其著作《吉柯医生与海德先生》中即已提过。
最后，因为“矛盾的倾向”也许会被提升，而变为实际的能力或才华，所以它是复杂人格中合宜的一部分。我已在他处（我们的内在冲突）举过一例，一个有天赋的人，将他的“顺从倾向”转变成基督的美德，将攻击的倾向转变为珍贵的政治领导能力，脱俗孤立转变为哲人的智慧。因此这三项基本的冲突立刻被美化，而获得和谐。
结果会促使自己去模仿那理想的、完美的形象，而不再是暗地里向往的幻像；不知不觉地，他已变成为这个形象：“理想的影像”变成了“理想化的自我”（以下简称理想自我）。此一理想自我对他而言，还比“真我”来得真实；主要不是因为它之令人心动，而是因为它能满足他的各项迫切需要。此种重心的转变全是一种内在的过程；他并未表现出任何可见的或外在的显著变化；这完全是内在的改变，一种他自己本身所感觉到的改变，它是人类生活中一种特别奥妙的进化过程。它不会发生在爱尔兰的小猎犬身上，只会发生在真我曾经模糊的人的身上。虽然在这种发展状态下，正常的过程总是朝向真我而奋斗，但他目前为了“理想自我”而开始要舍弃它。“理想自我”开始告诉他能够做的、或应该做的实况或可能的情况。它成为一种用以判断本身的“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