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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农民，就是要顺应时代潮流和农民的普遍意愿，加快推进农村体制改革。中国的改革本来是从农村开始的，可现在农民却陷入了艰难之中，其根本原因在于农村改革的滞后。发展才是硬道理，改革才有大出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村民自治这两项伟大的改革，曾使农村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可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农村改革就基本上停滞了。也正是在九十年代，“三农”问题像滚雪球似的日益膨胀和严重。追根溯源，其原因不是别的，正是传统的钳制农民的旧体制。邓小平说过，制度问题更带有全局性、根本性、长期性，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解放农民，就是对旧体制的一场深刻革命，对旧体制的革命就是要加快推进农村体制改革。一是要消除压力型管理体制。一项由海内外学者联合完成的研究揭示，中国的县乡政治体制是一种“压力型体制”〔8〕，这种体制通过将政府确定的经济发展的硬指标逐级分解下达，从县、乡镇再到村，村再将每一项指标落实到每一个农民头上，各级收缴各种税费时，又层层加码，最后摊到农民头上已经是“天文数字”了。各级官员为了表明自己的“政绩”和表现自己的“才华”，就竭力超额完成任务。在这种“压力型体制”下，完全排除了国家与农民分权的任何可能性，居于弱势地位的农民无处申诉，就只有任人摆布的命运。二是解除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对农民的严重束缚。公民的居住和迁徙自由是全世界公认的一项基本人权，1954年宪法就规定了公民的这项权利。但为配合计划经济体制的运行，1958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一纸《户口登记条例》就将公民的这项基本权利轻易地取消了。1982年《宪法》也未予恢复。1997年和1998年，我国政府先后签署了包含公民居住和迁徙自由权在内的两个“国际人权公约”。可以说，现在是彻底改革户籍制度，重新恢复和确立全体公民居住和迁徙自由权的时候了。农村的土地制度也亟待改革，家庭承包责任制三十年不变，但这不能成为强迫农民种田的借口。本来农业的比较效益低，加上名目繁多的乱集资、乱收费、乱摊派，农民种田已没有多少利润可言。现行的土地制度没有确认农民的产权关系，限制了土地的合理流转。这对农民来说，就是你不种田也得种田，种田有没有利润你都得上交各种税费，这种强迫农民种田的逻辑该彻底抛弃了。在城市，你办企业开商店没有钱赚，可以关门大吉，有关部门不至于再上门收税费吧。在农村则不然，种田没有利润，可农民不能不种，不种田要收取你的“撂荒费”，不管你种不种，各种税费一分不能少。这种土地税赋制度明摆着是不合理的。因为农民是弱势群体，所以各级各部门就大胆地把手伸向农民而无后患之忧。三是取消“三提五统”和农业税。1983年撤销人民公社、建立乡政府后，与人民公社体制相对应的农村提留统筹制度却保留下来，并沿袭至今。据统计，从1993年到1998年，全国提留统筹费由380亿元增至729。7亿元，年平均增长13。9％。按人均计算的提留统筹费由44。6元上升至84元，年平增13。8％〔9〕。从本质上说，“三提五统”是用于提供农村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公共需要，而这些公共需要，在城市则全部由国家财政包下来，在农村则全部由农民自己包下来，这是极不公平的。提留统筹制度早已经失去了其存在的合理性，应该予以取消。由于农业是弱质产业，在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一般都没有单独设立农业税，而是对农业与其他纳税对象征收同样的税收，不仅如此，这些国家都普遍地实行对农业的特殊保护和财政支持政策，确保农业在市场经济中得到健康发展。我国农业税虽然不算太重，年均不过300亿元（“九五”期间全国农民年均交纳农业税254亿元）〔10〕，但仍然需要取消。取消上述两项税费，可能有人会认为乡村两级不能正常运转，国家税收会减少，影响中央财政调控能力。其实不然，以上两项税费加起来不过600亿～1000亿元，我们不要算其他的账，只需精减党政机构和控制公款消费就能解决这个问题。据有关部门统计，全国乡级供养人员已增至870。9万人，乡均200人〔11〕。如果乡镇干部人员精简一半就是430多万人，平均每人每年以1万元支出（含工资、办公费用）计，此项就可节省430多亿元，而全国党政机关公款吃喝、公款消费、公款送礼等挥霍每年不下1000亿元。如果能够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公共财政框架，大力进行公共财政支出改革，问题就更加迎刃而解了。所以，只要改革就有出路。不仅要取消“三提五统”和农业税〔12〕，而且也要取消义务工、积累工，取消一切面向农民收取的不合理、不公平的费用。农民只应以实物形式承担向国家缴纳定购粮任务。至于在教育、卫生、电力、公路、信贷、水利建设、邮电通讯和其他基础设施建设及社会保障等方面，国家再也不能继续实行城乡有别、厚此薄彼的“一国两策”了。我们认为，只要深化改革，就完全有财力确保城乡居民待遇的一体化。四是实行乡镇自治化、农民组织化。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到1949年，我国的乡镇自治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中国历代统治者基本上都只将国家政权机构设置到县一级，县以下实行自治。所以自古就有“皇权不下县”的说法。满清政府1908年颁布的《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至今仍有借鉴意义〔13〕。解放前，我们党在根据地就实施了地方自治制度。现在，乡镇不仅没有财力建立一级完全政府，而且其实际作为与造福一方的宗旨和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能存在很大的差距。为了代表和维护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为了扩大基层民主，健全法制，必须尽快撤销乡镇政府〔14〕，相应地实行乡镇自治制度。正如工人有工会组织一样，农民在村民自治的基础上，还需建立一个代表自己利益为自己说话的农民组织即农会。设立农会不是今天才需要出现的，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的许多领导人就非常善于组织农会，搞好农会工作。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作为个体的农民，要能与其他组织进行有效的谈判和博弈，真正达到保护自己利益的目的，就必须把单个、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组成自己的农会。
城市化是农民的解放之路。中国革命走的是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中国的现代化必须走一条农民进入城市的道路。农民进入城市的过程也就是城市化的过程，城市化的过程就是解放农民的过程。城市化是中国农民的解放之路。回首已走过的历程，我们在这条路上走得太慢太艰难，这根本缘于我们对农民进城设置太多的障碍，农民在迈向城市化、现代化的道路上，肩负着太多太重的包袱。国际经验表明，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有三个关键性的城市化水平的指标〔15〕：一个是城市化水平达到30％时，进入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一个是城市化水平达到50％时，进入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历史阶段；再一个是城市化水平达到70％时，才能真正消除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建国以后，由于户籍制度的人为限制，我国城市化进程十分缓慢。1949年我国城市化水平为10。6％，1959年为18。4％，1978年为17。9％。从中可以看出，1959年至1978年的二十年间，我国城市化水平不仅没有上升，反而下降了0。5个百分点。从1950年到1980年三十年间，世界城市化水平从29％迅速上升到41。3％，其中发展中国家由16。7％上升到30。5％，先进工业化国家由52。5％上升到70％以上。到1997年，全世界城市化平均水平已达46％，发达国家一般都在70％～80％，发展中国家也在40％以上，而我国仅为29。9％，相差甚远〔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