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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辈以为后辈“自我中心”不得了。这在过去是该死的罪过，如今则必定让人“冷漠”且“心胸狭小”，还造成可怕的“多元化”。根据前辈经验，只要把人活生生混封在闷罐里发酵到“无我”，即可让人“胸怀世界”，陶醉在“解放三分之二”的春秋大梦里。时至今日，曾把爱心压缩到极限、把仇恨扩张到极限的前辈，仍坚信自己有过“博大的胸怀火热的心”。成熟的前辈居然还不明白一个常识：连“自我”都不能确认，连自己拿自己都不当东西的人，是决不会确认他人权利、关切社会和谐与他人幸福的。
后辈“不能吃苦”是一种很普遍的看法。的确，无论如今“不怕苦”的教育怎样加强，前辈之苦是难以复制出来让人体验的，那苦只有前辈才配吃得起。前辈为啥能吃苦呢？一是没法子，二是成了对痛苦麻木不仁并且以苦为乐的傻子。要是这么简单的原因不明白，吃苦是白吃，算活该。“文革”串联时，我不满十二周岁，曾一天行军一百三十华里。我这个最小的“红卫兵”，武斗中与青壮汉子并驾齐驱，对饥寒危困似乎没有感觉，听悲号哀鸣全然无动于衷。之所以“勇敢坚强”到没心没肺，主要是优良的“教育环境”使我有早熟的“觉悟”，更能被“神圣”所鼓舞。好不容易我才明白了“人活着是为了追求幸福”，而觉醒是由体会到自身痛苦并推想他人感受才开始。在忏悔中咀嚼耻辱和痛苦，使我摆脱了“文盲加流氓”的命运。在我看来，后辈对痛苦敏感总体说来是进步，这样他们就会认真地对待减少苦难的体制、文化、技术、事务，从而避免像前辈那样无奈、那样糊涂地乱吃苦、吃大苦。
“七十年代人拿大刀砍人”，这是形容、比喻，而前辈真干过；“七十年代人好扮酷”，人家不过是显点个人特色，而前辈却以极单调的形式，表达了最下流的政治歧视和暴徒式的虚荣；“七十年代人是淫荡的”，既然四十岁以上有阳痿现象的过了半数，前辈的判断标准不足为凭；“七十年代人没有统一的价值观”，前辈却疯狂“共振”制造了粉碎“价值”的奇观；“七十年代人没文化”，到他们初中时许多前辈却辅导不了功课了……得了吧，把指责后辈的劲头拿百分之一出来分析自己，就能知道自己应该受到什么指责。
几代人的优缺点不可能“划时代”分开来，对任何一代都不能一概而论，这是谁都明白的道理，想必读者不会认为我对前辈所有人均一概否定，对后辈则一概肯定。为自身和他人而忏悔，不仅是责任，也是权利，没有忏悔和自由忏悔权的社会肯定是可怕的社会。静下心来想想，这些年前辈的进步多来自对自己的否定与修正，后辈的优点多出自对前辈的怀疑与“叛逆”，而前人后人的思考与进步是互动相促的。我忏悔并“弘扬”忏悔精神，还因为我们一代尚有掌握自己命运、影响历史进程的希望，若在有生之年“知耻近勇”，奋发作为，或许后辈不好说我们是“缺德少才、假冒伪劣”的一代。
虽然早已清醒，我却从无孤独、畏缩之感。听摩罗、余杰等青年思想者的呐喊，我知道忏悔者有众多青年知音。从我离休有年、来日无多的父亲那里，我知道忏悔者也有上一代的同道：父亲一生没害过人，让他痛心疾首、死不甘心的是“当了一辈子‘假人’”。他得知癌细胞已扩散后，正抓紧写他最后一本书，书名就叫《“假人”临终的真话》。
守 护 心 灵
？ 熊罗生
汽车在初春的倾天暴雨中尖啸而去，此时珠江三角洲广袤的原野正在蒙蒙的雨雾中沉浮，宛若重逢创世纪里上帝膺惩人类的那股大水。在斜风骤雨的裹挟之中，我不知自己是坐在诺亚的孤舟上，还是置身于粤语呢喃和犬马声嘶的岭南热土。在这狂雨的悒郁无助里，牵扯着我这次孤寂之旅的恰又是一位更为落拓憔悴和负荷着人生大苦大悲大寂寞的“弱的天才”——苏曼殊大师。
我想，十三岁已痛遭人世困厄的曼殊大师，当年一定也是从这条石子小路上风雨泥泞而又孤绝地逃离沥溪村的，否则，没有早年的人生磨劫和琢刻，他怎么会拥有如此渗出血泪而又注满魅惑的人生感喟与心路历程呢？被千重幽恨、万种厄难所捆扎，大师的一生穿透着生命创造的隐秘和悲凉。
江南花草尽愁根，惹得吴娃笑语频。
独有伤心驴背客，暮烟疏雨过阊门。
眼前的凄迷正渲染着一个世纪的沉怆，我不禁吟诵着一代诗僧曼殊大师的遗作，平平仄仄地向沥溪村走去。
在雨天下，“沥溪村”三个猩红楷体大字格外惹人注目，旁边的“苏曼殊故乡”的五个楷体小字在反差中透出谜一般的诱惑、梦一般的幽韵、愁一般的酸楚。向路人询问“苏曼殊故居”在哪里，从他们茫然的目光中，不得不唏嘘一代名流大师身后在故里的落寞。“沥溪”本一僻远小村，如同珠江三角洲散若星辰而又寂没无闻的无数村落一样，若无曼殊大师的光华点化，怎可牵扯世人虔诚的脚步和揽住许多为之怦动为之景仰的炽热之心？设若曼殊大师不是落泊文人而是以文治武功商绩而显赫的人物，那么眼前苔痕斑驳、忧怆毕现的老屋旧墙恐怕会是另一番景象了。而我于此旅的上一站——中山翠亨村所获致的感受则恰好是与此相悖的喧哗和宏阔。虽然它们之间相距很近，中山先生和曼殊大师彼此也属于相仪相惜的诤友，但现实的尺子却硬是标出了他们的距离。
我们也许不应过多责怪正在走向产业化都市化的沥溪人的诡谲心态。声名四海播扬的曼殊大师于乡间故里，毕竟只是一个很早就丢失了故乡的浪子，一个狷介癫狂、非僧非俗、不侠不儒的不可效法的孤寂诗僧，一个言行无止、沿门托钵的漂泊孤魂，甚至在他死后连墓庐也远筑异乡……
我撑着雨伞在曼殊故居门前徘徊。眼前三间砖木结构的平房，早已荒弃。这儿原名苏家巷，巷名大概起因于眼前这三间当时尚称豪宅的门庭。然而正是在这幢今天看来门楣窄狭的旧宅里遭创“惨绝人寰”的“难言之恫”，才使曼殊的天才在故乡的岭海山水红帆青崖间厚其华滋而光大播扬。
其实，沥溪苏家宅并非曼殊的出生地。父亲于日本经商时与日妾河合仙之胞妹若子私通后，于1884年9月28日生下曼殊。未及三月，若子返乡逗家，抛下嗷嗷待哺的曼殊改由河合仙抚养。到六岁时随嫡母黄氏来到这幢房子。从此，乡邻家族的种种歧视和酷待就屈加在年幼的曼殊身上。寄人篱下的生涯“俱是冷眼”，异国的身世令人视为无根的异人。没有亲人的呵护，也没有邻里的关爱，天真无邪的孩子也视他为陌路，甚至在他十三岁那年因患病不起，被主持家政的婶婶丢进柴房待毙。“人身阿母无情甚，为向摩耶问夙缘”。没有国籍，没有母亲，没有故乡和童年欢乐的记忆，这么多的人生大苦大悲一齐承载于一个脆弱的生命，其所受的痛创是常人无法想象的。十七岁的曼殊只得祝发为僧，改向佛门寻求心灵慰藉和人间温暖，养成了孤绝独立的性格，挣扎于情恨和佛戒之间。虽则这一切成就了那个时代“不可无一，不可有二”的文学巨子，但曼殊大师也因此而付出了英年早逝的生命代价。
令时人骇汗和困惑的是，身为僧人的曼殊却从未受佛门戒律的束缚。他纵情酒肉，歌哭无端；他常常跳出佛门“寂对河山叩国魂”，充当“策马横刀”的斗士，甚至他还染指姹女，混迹娼寮，在红粉迷离中体验坐怀不乱的折磨。种种有违于“世外法”的惊世骇俗之举，无不折射出曼殊率真见性的孤傲气质。原来，令曼殊不屑的是，香火氤氲、梵呗萦绕的佛门也不是一尘不染的净土，其中亦隐匿着许多镇日食斋念经、口说慈悲，私下却攀附权贵、妄谀贪婪的“俗僧”。于是戟指怒诘、愤懑难抑的曼殊只得在佛门和尘世间进退往返，但又顽固地扼守着道德的自信，从取挹不绝的苦痛中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