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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智者的微笑。张五常如是说，“我自己坚决认为经济学家是没有办法来真正改变世界的。同时我也认为邓小平是一位很了不起的伟大人物”。据演讲记录，此话后有括号，中为“掌声”两字。（听众们是否满足了一把？而得到智者抚摸和满足的心又是怎样的心？）
我们在智者的眼里是忽略不计的，即使被关注，也只是组成他们世界的材料（为刍狗吧）。就是说，我们存在的意义只是被看、被关注、被赏鉴，只是用以证明他们世界存在的材料。假如我们承认张五常的世界为文明世界，张五常先生为文明人的话（那几乎肯定是的），我们只是文明人眼中示众的材料。我们是底层的劳力劳工者，是冰心先生一样的不自由者（冰心在回答她晚年写作之少的原因时说发表不如她年青时那么容易），是有待完成却只能在路上的未完成者，是必然者而非自由者，是承受者而非创造者……
这是多么悲哀不幸的事。虽然我们也知道这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从相对主义的观点看，每一个人不都在被看吗？张五常先生也可以为我们所看。但是，看客的心境是如此不同。如果不是因为要了解我们自身的处境，张五常、上流社会、文明世界乃至西方世界也会为我们忽略不计。可是我们不得不重视他们，不得不给予他们权威、掌声和荣誉（一如我们不吝惜地给予过中国的读书人或说知识分子）。因为他们的现在正是我们苦苦追求的，他们已获得的生命质量、自由世界和舒展的心灵正是我们生生世世奋斗的目标。
也许正是出于这种紧张，出于对作为谈论的对象而不是谈论者的恐惧，我们当代的一些读书人，在生活和事业中唯恐不及地忘记了自己的来路和出身，一阔脸就变，迅速加入到“他们的世界”，把跟“他们”为伍（过去是言必称为朝廷效力、言必称圣贤、言必称希腊、言必称马列，现在是言必称为国家作贡献、言必称与国际接轨、言必称后现代）当作很了不得的事。他们以为如此一来就能一步登天，成为研究者而不是研究的材料，成为谈论者而不是谈论的对象，成为“他者”而不是我们。他们身在中国头在国际学术界（不无虚幻、拟设），身在当代脚踩过去和未来（自以为是个历史人物），身在我们中间心在洁净的、优越的、精英的他们世界。也许正因为如此，我们当代的汉语知识生产充满了喧哗骚动却少有关于我们自己和时代的洞见（张五常先生都瞧不起他们，以为是“瞎说”，是文字垃圾）。这种汉语的错位使得秩序没有了、共识没有了，用中国传统对这种社会和时代的命名，正是“文化沦丧”、“花果飘零”，民族文化的精神血脉就只能飘零驻身于个体者如“文革”时期的顾准诸人那里。
我们的世界与他们的世界是不一样的，我们支撑了他们，他们却少有同情我们世界里的眼泪、血、苦难、匮乏和恐惧、非正常的死亡、无人闻问的悲剧、平常的却又惊心动魄的生活。所以他们能以智力评判世界，称赞第三种社会的分类“细致”、“定义得非常好”。在张五常先生的演讲里，我很想把这些话当作反讽、当作愤怒的揭露，或者含泪的微笑，但是，事实让我无法做到。当张五常先生说“贪污权力定义得最好、最严密的国家是印度”，当他说中国“最上层的没有什么贪污腐化，下面却有数不尽的贪污腐化”……我明白他只是一个看客或智者，他并不了解我们。他智力的游戏比较甚至不加区分一下，界定得最好的社会里的人民生活得不一定最悲惨（并非我不同情印度人民，不过印度是否真的是定义得最好也是见仁见智的问题），因为没有目标的过程，没有游戏规则的所谓“转型”、“着陆”、“过渡”才是最悲惨的，因为那里的人心总是悬着，总是为微渺的希望和巨大的绝望折磨着。具有伟大同情心的马克思恩格斯曾经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但看张五常先生曾倡导以钱买权，“我曾经对中央政府说，最好干脆一次给这些人一大笔钱，把这些权力买下来，叫他们再也不用这些权力了”，就知道，他们联合起来容易得多，而我们似乎从来没有联合起来过。我们只是承受者，我们这些马铃薯一样的人是由他们先知的世界支配着的。
当然，要声明的是，我丝毫没有指责张五常先生的意思。他是经济学大师，他是外人（虽说如今他已是中国人，但中国人从来分上层和下流两类社会，也就是我说的他们的世界和我们的世界两类世界——不知道张五常先生是否研究过这两种社会体制），但他毕竟是在香港，一直是他们的世界（而且很纯正，与暴发者或生活在我们的世界里但却属于“他们”的土财主、遗老、少爷们不同——虽然不幸地要沾上我们的晦气，别人总会把后者跟我们一网打尽，例如，香港人可不管你有权有势有学问，不管你暴发还是遗老，把你跟我们一起统称“大陆表叔”）。他没有必要关心我们，特别是我们的人心秩序。我不能指望他能“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般地布施同情于我们（我指望从他那里获取同情只能说是我有病）。何况他说清楚了我们的处境、时代、社会、位置，而且他反对导致腐败的机制（哪怕只是为了他们的世界的长久到永远），他提出的建言也是为了我们好（至少是为了中国，我不是不知道好歹的人），他一贯主张改革必须走得非常快（我宁愿他说的不仅是经济问题），他把我们说中了，他说中了我们，我们的世界就在他手指指点的地方必然被规定着、晃悠着。他是了不起的。我在文中使用的春秋笔法只是为行文的痛快，连责备贤者、苛求智者的意思都没有。他的这篇演讲是当代汉语知识生产过程里不可多得的真知灼见。文字虽少，却让人知道得足够多。这应了西谚：为了知道得更多，我们必须知道得更少。张五常先生的演讲就属于这“少”的一部分。因此我乐于向人推荐。我对张五常先生充满感激和敬意。
附：三种社会体制
？ 张五常
一九七九年伦敦经济事务研究院邀请我写一篇五百字左右的文章，谈谈“中国可能的变化”。为此，我于当年访问了广东省。访问之后我就开始思考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问题。但是要写一篇只有五百字的文章来预测中国将来会发生什么，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所以我对他们说不行，我不愿意给你们写这篇文章。但他们一直督促我，希望我能够给他们写一点东西。大约在一九八一年的四、五月间，我写完了文章的初稿，这个初稿大大超过了五百字，达二万多字。在把这篇文章送交伦敦经济事务研究院之前，我把它寄给了我在美国的一些同事，想听听他们的意见。芝加哥大学的舒尔茨教授，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劝我不要发表这篇文章，因为他认为经济学理论根本没有办法来预测中国。弗里德曼教授，另一位很有名的经济学家，虽然没有说不要公开发表这篇文章，但是他认为我恐怕是世界上对中国的前途最有信心的经济学家了。还有另一位著名的教授是华盛顿大学的巴泽尔，他认为我的结论可能不对，但是他认为我的理论和逻辑非常正确，里面没有任何错误，所以他说从学术角度来讲，应该把这篇文章公之于众。有很多人看过我的初稿。但只有一位教授同意我下的结论，这位教授就是科斯。于是大约在一九八二年二月我把这篇文章寄给了伦敦，他们出版了一本小小的书。在这本书里我非常肯定地预测了中国一定会实行市场经济，并且中国会有类似于私有产权的市场经济出现。到了一九八三年、一九八四年的时候，中国出现了一些现象，显示中国确实有可能转变为市场经济。因此，一九八四年时我的这本小书就变得非常有名了。
预测或解释一个经济体系的演进，这比解释市场经济中的一些现象要难得多。我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有些经济学家，如舒尔茨，坚持认为经济学理论无法解释制度的变迁问题。我的一位学生诺斯教授，也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他就想要解释经济史中经济制度的变迁，但是我不知道在那些书里他到底想说什么。还有另外两位很有名的诺贝尔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