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太常乐尚胡曲”（《旧唐书》），少数民族的音乐进入庙堂，在贵胄之家和民间流行。唐朝宫廷有十部乐，为燕乐，清商，西凉，龟兹，疏勒，康国，安国，扶南，高丽，高昌，这些乐大多在北朝、隋代就出现了，而且从名称上也可以知道，多来自边疆少数民族和周边邻国，如北魏的西凉乐，并且北周以来，管弦杂曲多用西凉乐，而在鼓舞方面则用龟兹乐。唐代所创造的乐舞也是这样，如《秦王破阵乐》、《庆善乐》（武功县庆善宫为唐太宗诞生地）、《大定乐》（歌颂平辽东）等，都吸收了龟兹乐的成分。与擂鼓掺杂，每一演奏，“声振万里，动荡山谷”，非常雄壮（《旧唐书·音乐志》）。武则天到玄宗之间，寒冬十二月宫中时或举行“泼寒胡戏”，表演者赤身跳跃，泼水投泥，中书令张说认为这是亵乐，不可寓目，玄宗乃罢演这种游戏（《旧唐书·张说传》）。要之，唐人赏心悦目的歌舞，实包含了大量的少数民族艺术成分。
《旧唐书》还讲玄宗时“贵人御馔，尽供胡食”。那时少数民族的饮食进入社会上层的餐厅，特别是奶酪制品为人们所珍视。唐宣宗给翰林院韦澳、孙宏“银饼馅”美食，“皆乳酪膏腴所制”（王定保《唐摭言》）。唐中期，有穆家四兄弟穆赞、穆质、穆员、穆赏，道德高尚，人们以珍品名目称赞他们：“（穆）赞少俗，然有格，为‘酪’；（穆）质美而多入，为‘酥’；（穆）员为‘醍醐’；（穆）赏为‘乳腐’云。”（《旧唐书·穆宁传》）醍醐，是所谓从乳出酪，从酪出生酥，从生酥出熟酥，从熟酥而得醍醐，是乳的最上品。这些牛羊乳制品，不是一般人所能常吃的，所以人们才用它们比喻穆氏兄弟的贤明。这一比喻反映了唐代社会上层人士以少数民族奶制品为上等食物。
唐人吸收的这类少数民族文化，丰富自己的物质与精神生活，但这些大多是北方和西北少数民族创造的，与此同时，也吸收了活跃在西南的吐蕃人文化，其中吐蕃人赭面曾风靡中原，为汉人女子所乐从。赭面是吐蕃人把脸染成赤色。吐蕃人生活在西藏高原，脸色本来就红黑，女子染红色，也近于本色。唐初文成公主入藏，看不惯这种化妆，弃宗弄赞就令吐蕃女子暂不赭面（《旧唐书·吐蕃传》）。没有多久，吐蕃人复旧，不仅如此，随着吐蕃势力的发展，唐蕃联系的增多，唐朝妇女倒以赭面为美观，使它流行起来。白居易诗云：“圆发无鬓堆髻样，斜红不晕赭面状。”（《全唐诗》卷四二七）就是讲的中唐时期仕女赭面的状况。
唐太宗的废太子李承乾是一个极端崇尚突厥生活方式的人，我们录《通鉴纪事本末》上的一段话，读者就可深知了：“（太子）又好效突厥及其装饰，选左右貌类突厥者五人为一落，辫发羊裘而牧羊，作五狼头纛及幡旗，设穹庐，太子自处其中，敛羊而烹之，抽佩刀割肉相啖。又尝谓左右曰：‘我试作可汗死，汝曹效其丧仪。’因僵卧于地，众悉号哭，跨马环走，临其身，嫠面，良久，太子倏起，曰：‘一朝有天下，当率数万骑猎于金城西，然后解发为突厥，委身（突厥可汗）思摩。’”（卷二十八《太宗易太子》）辽朝兴起，北宋在与它的斗争中总处于劣势，上层人士里不乏患有“恐辽病”者，也有人对契丹人的衣食用具很感兴趣，加以效法。宋仁宗庆历八年（1048）诏令：“禁士庶效契丹服及乘骑鞍辔、妇人衣铜绿兔褐之类。”（《宋史·舆服志》）“契丹故俗，便于鞍马”（《辽史·仪卫志》），马上服装和坐骑用具有独到之处，故而宋朝官民中都有人仿效制造，日常使用。宋仁宗的禁止诏令表明，汉人采用契丹人器具的已不是个别现象，这才引起仁宗的关注。
元人服饰发式元朝统一中国，强迫汉人遵从蒙古人的一些生活习俗，待到朱元璋推翻元朝，迭发诏令，恢复汉人生活方式，由此我们获知元代汉人蒙古化的严重情况了。
朱元璋建立明朝的第二月（洪武元年二月）下令，“复衣冠，如唐制”。据《明太祖实录》记载：“初，元世祖起自溯漠，以有天下，悉以胡俗变异中国之制，士庶咸辫发椎髻，深襜胡帽，衣服则为裤褶、窄袖及辫线腰褶，妇女衣窄袖短衣，下服裙裳，无复中国衣冠之旧。甚至易其姓氏为胡名，习胡语。俗化既久，恬不为怪，上久厌之，至是悉命复衣冠如唐制：士民皆束发于顶，官则乌纱帽、圆领袍、束带、黑靴；士庶则服四带巾，杂色盘领衣，不得用黄玄；乐工冠青云纹字项，巾系红绿帛带；士庶妻首饰许用银镀金，耳环用银珠，钏镯用银，服浅色团衫，用纻丝绫罗绸绢；其乐妓则戴明角冠，皂褙子，不许与庶民妻同；不得服两截胡衣；其辫发椎髻胡服胡语胡姓一切禁止，斟酌损益，皆断自圣心，于是百有余年胡俗，悉复中国之旧矣。”由此我们看到民族生活习俗的改变主要表现在：（1）发式上，是束发，还是被发，辫发，椎髻；（2）与发式相联系，在冠帽上，是汉冠巾，还是胡帽；（3）衣服方面，是博大衣裳，还是短衣狭袖，是右衽，还是左衽；（4）语言方面，是汉语，还是少数民族语；（5）姓名，是汉姓，还是少数民族姓名；（6）丧葬方面，这个诏书没有提到，往下看我们就知道了。
同年十二月辛未，监察御史高原侃上言：“京师人民循习元氏旧俗，凡有丧葬，设宴会亲友，作乐娱尸，惟较酒肴厚薄，无哀戚之情，流俗之坏至此，甚非所以为治。”朱元璋因而令礼官制定官民丧礼（《明太祖实录》卷三十七）。江南丧葬尚且如此遵从蒙古人的礼俗，在北方流行得应更加厉害了。
洪武四年（1371）十二月壬寅，朱元璋鉴于“军民行礼，尚循胡俗，饮宴行酒，多以跪拜为礼”，乃令中书省和礼部定官民揖拜礼。主管官员遵令定出相应制度，于是“一切胡礼悉禁勿用”（《明太祖实录》卷七十）。这种人生的通常礼节的不同，也是不同民族生活习惯的一个内容。
汉族统治者对汉人的接受少数民族生活方式，大体有两种态度。一种是唐朝式的，比较开明，干预较少。唐初统治者富有政治气魄，武功强盛，敢于大量启用少数民族成员，对被它打败的突厥人给予信任，贞观间突厥人被封为将军及在中央的五品以上官员一百多人，同汉人朝臣几乎相等（《通典·边防》）。唐太宗用突厥贵族阿史那忠为右骁卫大将军，宿卫宫禁，人们把他们的相得比作汉武帝与金日的关系（《新唐书·阿史那忠传》）。太宗任用左骁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检校北门左屯营，即典兵于宫苑内，太宗死，他要求殉葬，可见君臣关系之深（《新唐书·阿史那社尔传》）。太宗又用契苾何力为左领军将军，命他宿卫北门，检校屯营事，太宗死他也请求身殉（《新唐书》）。他们死后都陪葬太宗昭陵。
笔者曾于1977年秋天去昭陵参观，获知阿史那忠墓已发掘，欣赏了他墓中出土的壁画。昭陵前有十四君长石像，象征着各个少数民族拥戴这位“天可汗”。唐太宗受到尊崇是理所当然的，敢于任用敌对的“异类”为自己的侍卫，可以想见他有多大的政治胆量了。有此胆识，对于少数民族文明、生活方式何惧之有！所以唐初这样的君主及其开放性政策，就促进了汉人吸收少数民族文明。这种吸收是必要的，它丰富汉人的物质与精神生活，提高人们的生活情趣，发展中国各民族文化，增强中国民族活力，有利于社会进步。唐太宗这些君主有自信力，相信汉人文化的高水平，相信自己的政治力量，不怕被别人同化，因而敢于采取相应的对待少数民族或外国的政策。
另一种类型，如宋仁宗式的，害怕汉人接触、接受其他民族的文明。其实，越怕越不行，北宋地大人多而国势虚弱，打不过强敌辽朝，对西夏也不能取胜，最终亡于新兴的女真人之手。所以北宋保守本民族固有文明，并没有长期保住自己的政权。相反，我们看到北宋初年对手辽朝却是比较开放的，在保持本民族特点的同时，允许契丹人学习汉人生活方式，并且从皇室做起。辽朝根据国情，实行南、北两面官制，南面官治理汉人，北面官治理契丹人和其他北方少数民族，与此相适应，官员采取与其所治理的民族人民相同的生活方式，而不管官员本身是哪一个民族的人。辽太宗会同（937～945）间规定朝服，太后、北面官穿契丹服，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