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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平不能下。
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提出过反对民主，但反对“大民主”；也没有提出过反对自由，但坚决反对“自由化”。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开展以后，又和改革开放发生了碰撞。有些地方，在反对自由化的过程中，认为厂长负责制是削弱党的领导，又退回到原来的体制上去了。１９８７年我到重庆采访时，得知这个城市一夜之间，让几十个厂长负责制的企业，退回到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反自由化使吸引外资大量减少。１９８４年到１９８６年，实际利用外资平均每年递增４８％。１９８７年上半年不少外商观望不前。到下半年经过多方努力，才有所回升，但也不能挽回局面，结果，这一年实际利用外资比上一年只增长１６％，比前三年平均增长率少了３２个百分点。有些已经签订的合同的外资项目也暂时停顿。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在1月下旬两次发出了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公开信，批评“反对资产阶自由化”运动。在这两封信签名的中国学生来自１００多所大学，共有２１５０多人，其中７０１人用真名真姓。新近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李远哲博士和一批华裔学者，也写信到北京，对“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提出批评。左派们不顾改革开放的大势，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中越战越勇，希望进一步扩大战果。胡耀邦下台后，赵紫阳只能单枪马地直接面对左派的进攻。
当时，中纪委书记王鹤寿起草了对若干党员的处分的决定草案，要求常委批准。其中之一是开除社科院马列所所长苏绍智的党籍。罪名之一是他“不承认马列主义是科学的科学”。列席会议的鲍彤插了一句：“恩格斯也不承认有科学的科学。”赵紫阳问列席的宣部长王忍之：经典作家对“科学的科学”是什么态度？王忍之在座位上欠了欠身，支支吾吾。同时列席的两位老理论家都不说话。赵紫阳说：“既然没有弄清楚，常委怎么能批？不要闹出笑话来。你们这些决定，今天不讨论了。”苏绍智的党籍这次没有开除。对于如何开展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赵紫阳和胡乔木、邓力群发生了一次冲突。这个冲突是围绕着起草中共中央１９８７年４号文件展开的。所谓４号文件，就是《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这个文件最初由胡乔木、邓力群主持起草。
胡乔木、邓力群力图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扩展到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以及城乡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胡启立对邓力群这个稿子没有提出不同意见，而是建议赵紫阳召开书记处会议讨论。赵紫阳知道，如果提交书记处讨论，在胡乔木、邓力群等人的支持下，一定会获得通过。他把这个稿子压下来了，而是让鲍彤组织人对文件进行了重要修改。赵紫阳、鲍彤修改后的文件强调：“这场斗争严格限于党内，而且主要在政治思想领域进行，着重解决根本政治原则和政治方向问题，即主要是反对企图摆脱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道路的错误思潮。不要联系经济改革的政策、农村政策、科学技术研究、文学艺术风格技巧的探索，以及人民日常生活。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具有特定的含义。党和社会上存在的其它消极、腐败现象，是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不要同资产阶级自由化挂钩。”起草完了，赵紫阳没有把文件立即交书记处讨论，而是先送给邓小平看。邓小平看了表示同意，他才召开书记处会议。他说：“这个文件小平同志已经看过，同意了，请大家讨论。”有邓小平的明确态度，大家一致表示同意。胡乔木、邓力群也无法反对了。
１９８７年１月２８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当天发出了《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即4号文件）。从而阻止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向全局扩展。8年以后，即１９９５年，赵紫阳接受本书作者采访时，就这个阶段的情况说了这么一段话：我确实不愿当总书记。我愿意在总理岗位上把经济改革搞下去。但是，当时让我代理总书记我没有坚持自己的意见。在那种形势下，只有我能代。我代的效果可能要好一些。如果耀邦下台以后排山倒海地反自由化，就了不得。我代总书记，首要任务是少伤一些人，把运动控制住。把反自由化调整到改革开放。那个时期我虽然多次讲过不当总书记。现在我想，让别人搞就没有十三大这个结果，肯定不如我。那时不可能为胡耀邦讲话，讲也没有用，早就定下来了。能把启立保下来就不错了。耀邦下去了，常委会不能开，搞了个五人小组，启立是一个。是我提的。老同志不赞成，小平同意了。胡耀邦下台后，启立受到很大牵连，他参加五人小组，做了十三大常委，已经是很不容了。赵紫阳想把反自由化运动控制住也很不容易。邓力群等这股力量是不会善罢干休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一经动员起来，这股力量就不甘心受到“4号文件”所划定的范围的限制。他们千方百计地打破“4号文件”的框框。最典型的是涿州会议。４月６日到１２日，《红旗》杂志文艺部、《光明日报》文艺部、《文艺理论与批判》三家报刊，在河北省涿州召开了一个组稿会议。实际上，这个会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直接支持下召开的，其内容远远超出了“组稿”的范围。参加会议的共有１２０多人。由于参加这次会议的人大多是多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最坚定的人，因此特别引人注目。中宣部副部长贺敬之在会上号召大家拿起笔来，携起手来，迎接这次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严重挑战。《红旗》杂志总编熊复在讲话中首先表示，他对当时正在形成的反自由化的强大声势感到极大的鼓舞。他要求理论和文艺两条战线的马克思主义者联合起来，进行反对资产阶自由化的斗争。老作家刘白羽阐述了从１９７９年３月到１９８７年春天，共有五个回合的斗争。马仲扬强调了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对中国“和平演变”的危险性。在会上定了一批文艺大批判的题目。当时文艺界对这个会议议论纷纷，传说这次会上准备批判１００多个人。传说会上组织了包括政治、经济、哲学、史学、文学、艺术、教育等在内的若干个“大批判组”。赵紫阳得知涿州会议的情况以后，担心会超出“四号文件”的范围，派人调走了这次会议的全部录音带和会议简报。新任中宣部长王忍之提出要进行“第二次拨乱反正”。赵紫阳就此狠批了王忍之一次。赵质问王：“你拨谁的乱？反谁的正？”赵还说：“我知道，这话不是出自于你。”王忍之急忙说：“是我说的。是我偶尔失言。”（实际上，“第二次拨乱反正”是邓力群说的）赵还批评他：“听到小平说‘主要是反左’，你们宣传部如丧考妣，这是什么精神状态？”赵紫阳能够如此严厉地批评王忍之，是因为心里有底。邓力群等一批人把改革以来的曲折总结为“几次路线斗争”，把陈云阵线作为正确路线的代表，还提出要进行“第二次拨乱反正”。赵紫阳得知后立即向邓小平汇报。并点明所谓“第二次拨乱反正”就是要否定改革开放。邓小平十分警觉，要赵紫阳开一个会，刹一刹左派的风。当时赵紫阳要出差，说出差回来就开会。邓小平说，先开会。赵紫阳放下出差的事，５月１３日就召开了宣传、理论、新闻、党校干部会议，并在会上发表了讲话。他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已经四五个月了。在全党的努力下，政治思想领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的情况已经扭转，大气候变了，局面已经控制住了。”他虽然讲，决不能说这场斗争进行得差不多了，还要深入、健康、持久地进行下去，但他却说“不是搞运动，不是要人人过关，不是要把政治空气搞得很紧张，……而是……”“而是”什么呢？是学习，是正面教育，总结改革的成绩……在反对资产阶自由化斗争上虚晃一枪以后，他谈到问题的实质：“前几天，我向小平同志汇报工作时，小平同志说，去年发生的风波，不应该影响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不仅要坚持，而且要加快。”“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必然会滑入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道理比较好懂。其实，不改革，也会助长资产阶级自由化。……如果不改革，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限制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搞得社会主义没有多少吸引力，岂不是给资产阶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