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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8月11日，胡乔木在审查《世界工艺美术展览》时发表讲话说：我们不要眼巴巴地看着我们国家就这样子，这不是和平演变吗？专让青年看搂搂抱抱的，或者是武打片子，或是慈禧太后古装片子，不是把青年引向歪路上去吗？我们掌握了国家机器，我们是执政党，对这样的问题都没有办法解决，不是太可耻了吗？
最近文化系统发生的一些非常乌七八糟的事情，不像样子的事情；这些事情是解放以来没有的。有问题的人要检讨，要整风、整党。闹的笑话很多，这方的材料宣传部都有。不能马马虎虎地过去，要研究处理。
还有一些刊物发表了一些真正离经叛道的文章，他们也敢发。……大学教授在刊物上发表的一些出格的文章，教育部要管，要加以追究，要批评。
1983年8月20日，胡乔木给文化部部长朱穆之写了一封信，信文如下：一、文化系统有几位演员表演得很不像样，要适当批评，还应重一些。有奖无惩难以治天下。
二、文物部门外行领导，急功近利，考古界甚为不满。挖掘草率，保管不善。
三、出版方领导太弱，对西方现代派思想横流，负有很大责任。
1983年月27日，胡乔木在《李大维：祖国统一三点建议》材料上批示：建议切中时弊。
对西方文化和西方生活方式的宣传，建议中央加以控制（不是封锁，现在是泛滥成灾）。加强对我国社会主义文艺的宣传（与其让美国文艺传播，不如让苏联社会主义文艺传播。苏联社会主义文艺教育了我们好几代人）。
胡乔木在1983关于文艺的谈话、批示、信件，火药味很浓，在文艺界广泛传达。一些政治敏感的人感到，一场新的政治风暴正在酝酿之中。
新闻界：关于“党性”和“人民性”的斗争胡木一手抓文艺界，另一手抓新闻界。他在新闻界抓的是“党性和人民性问题”，他利用这个问题，批评“不听话”的报人，极力保证党委对新闻工作的绝对领导。
中国共产党执掌政权以后，中国新闻界一直把党性看作最高原则。什么叫党性？理论上的回答是，党性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性的集中表现。对于办报人来说，党性的具体体现就是严格按各级党委的要求办报。发什么，不发什么，包括版面安排，完全听党委的。过去几十年一直是这样做的。这样做造成了什么样的结果呢？翻开１９５５年的报纸，可以看到连篇累牍地声讨“胡风反革命集团”，史证明，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纯系冤案；翻开１９５７年的报纸，可以看到势如洪水的反右内容，史证明，６０多万“右派分子”全是错案；翻开１９５８年的报纸，可以看到对“大跃进”的齐声赞扬和放高产“卫星”的连连喜讯，实际上，“大跃进”造成了数千万人饥饿而死；至于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报纸，更是不堪入目。可以说，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报纸，真正是“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有良心的报人回头翻阅报纸，无不感到羞愧难当。
胡绩伟在《人民日报》工作了几十年，过去一直很听话。文化大革命以后，他想到几十年来《人民日报》种种有损人民利益的宣传，开始独立思考。从１９７９年开始，他就“党性和人民性”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的看法。认为“人民性高于党性”、“党性来源于人民性”、“没有人民性就没有党性”。他说：党委要把自己的报纸办成一个什么样的党报呢？我们的党是代表人民的，党报也是人民的报纸。党如果不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党就失去了党性。我们党的党性，主要就是人民性。
没有人民性就没有党性。党报如果不千方百计地办成人民的报纸，党报就没有人民性，也就没有党性。报纸的党性和人民性是统一的，但历史上也有不统一的时期。
他列举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和“两个凡是”阶段《人民日报》党性和人民性不一致的实例以后说：这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值得吸取的经验教训，我们共产党是不是革命党，不能决定于自己认为如何，而决定于人民群众承认不承认。在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时期，尽管他们把自己吹上了天，吹成世界上最革命的党，但人民不承认；那个时期他们把持的中央党报，自己也吹上了天，认为办得最好，最有党性，但人民不承认。事实说明：报纸的党性和人民性分不开，没有人民性就没有党性。
（胡绩伟：《从华国锋下台到胡耀帮下台》，明镜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１９９－２００页）
１９８１年１月２３日，胡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讲活中说：“把民主和领导对立起来，以至走到党性发源于人民性，说党性是人民性的集中表现，没有人民性哪有党性，这种奇谈怪论居然能相当流行，我觉得这是社会科学界的羞耻。”中宣部向各单位传达了胡乔木这个讲话。胡绩伟对胡乔木的批评不服。２月８日，胡绩伟给胡乔木写了一封信。信中作了一番辩解以后说：“事情过了一年多，你却把这种观点说成是‘把民主和领导对立起来’，把它列入反对四项原则的‘资产阶自由化’之内，进行这样严厉的指责，我觉得是不适当的。”信发出去以后没有回音，胡绩伟又写了一篇题为《是党的报纸，也是人民的报纸》的文章，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观点。他把表述改为“党性来源于阶级性和人民性，又高于人民性”，１９８２年２月４日，将此文寄给胡乔木，并附一封信。３月２６日，胡乔木回信。否定了胡绩伟这篇文章，说“不要用人民性这个含混不清的概念来作包治百病的药方。”关于“党性和人民性”的争论没有完。１９８３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央政治研究室编发了关于胡绩伟的错误观点的材料。“党性来源于人民性”是批判的靶子。这个材料的按语说：“在对外开放的情况下，有些同志受到西方资产阶级新闻思想的影响，因而在新闻理论方面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是非不清、思想混乱的状况。其中，关于新闻工作的党性和人民性问题，是一个突出的问题。”胡绩伟知道自己已被内定为大批判对象，时年已到６６岁，也是出于是拥护中央６５岁退职的号召，１９８３年１０月，他向中央提出了辞去人民日报社长职务的请求。他想，与其受批判后下台，不如主动退下来。
１９８３年１０月２８日，胡乔木受书记处的委托召开会议，正式宣布胡绩伟的错误。胡乔木说：“党性来源于人民性”这是原则问题。……绩伟同志是在三中全会以后提出这个口号的，而且被大力宣传，这点，我没有夸大。因为中宣部召开的全国新闻工作会上，在中央党校，在新闻研究所，都宣传了这个观点，已经散布到全国，不能说每个省报至少有相当多的省报受到了影响，影响很大。……“党性来源于人民性”这是同中央保持一致的大问题。……这不是个别问题，这涉及到党的性质，关系到对党的性质，原则上都有分歧。党是不是无产阶级先锋队，是不是用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如果是，它就不可能来自人民性。
这是对党的性质发生动摇。
胡木在“党性来源于人民性”的表述是否科学上做文章，其实这不是主要的，实质的问题是，办报人听不听党委的话，“这是同中央保持一致的大问题”。
１９８３年１０月３０日上午，是个星期天，胡木和邓力群到了人民日报社，在全体党员干部会上，胡木首先宣布了中央书记处１０月２０日上午的会上关于人民日报的一项决定：同意胡绩伟的辞职请求，并决定将他调离人民日报社。因为胡绩伟已经是人大常委了。原总编秦川任人民日报社社长，李庄任总编辑。决定将副总编王若水调离人民日报社，暂时不安排工作。他们二人仍参加人民日报的整党活动。
接着，胡木作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