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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对外开放开展的政治斗争是全面的，仅从广东就可以看到其复杂和激烈的程度。
１９７８年盛夏，污浊的深圳河畔酷热难熬。
建国以来第二次偷渡浪潮正在这里出现。第一次偷渡浪潮是１９６２年。那时因为饥饿，人们被迫逃到香港寻找生路。这一次偷渡浪潮比上一次更加汹涌。人们成群结队地躲过边境哨所严密的监视，穿过双层密实的铁丝网，不顾死活地逃向香港。下面是我的采访本上的记载：据宝安县反映，１９７８年１月到１１月２０日止，全县共外逃１。３８万人，逃出７０３７人。其中８月份以后外逃的１万多人，逃出５４００多人。全县逃出大、小队干部１２１人，党员２９人，团员１６１人。
这一年，据有关方面不完全统计，在宝安一地就堵截收容了外逃人员４。６万多人。仅沙头角一个小镇就逃出２５００多人。
有的外逃者是从海上走的。他们不顾深圳湾的惊涛骇浪，用气枕连起来做成小船，用球拍子划向对岸。其中不少人被海浪吞没。在８０年代初开发蛇口工业区时，一次就发现了４００多具偷渡者的尸骨。还有的人选定梧桐山作为逃港路线。一位成功的偷渡者事后写下了这条路线的情况：梧桐山海拔９９８米，高峻挺拔，山道崎岖，荒草萋萋，成为港九的天然屏障。由于山高坡陡，攀越艰难，这里的边防线相对较松，也就成为偷渡者冒险之地。山的两侧各有一道铁丝网，有边防部队和民兵巡逻，狼狗开道。越境者一旦被发现，轻者遣送回原籍，重者当场丢命。梧桐山的山上山下，不知留下了多少偷渡者的白骨。在这虚幻迷离的深山里，这些死者，有摔死的，有饿死的，也有被同伴害死的。为了争夺最后一点余粮，偷渡者常常在这里互相残杀。（庄永竟：《洋参丸大王自传》第６０页）
１９７８年夏天，有几万人涌向深圳，都在这里等待外逃的机会。有关部门为了防止烈日下中暑，只好把剧院打开，让大家进去休息，发干，做工作，买来车票动员大家回家。但送走了一批又来了一批。
在香港那边被抓获的偷渡者，男人光着上身，满身污秽；女人被撕破了衣衫，裸露出乳房，像牲畜一样挤在卡车上，一车又一车地遣送过来。
为什么１９７８年外逃的人这么多呢？最根本的原因是两边的经济差距太大了。这边劳动一天只有几角钱，香港一个打零工的，一个月可得２０００多元。宝安县大鹏公社西贡生产队林美兴逃到香港第三天就寄回３０００元港币。
不过，当时还有一个诱导因素，这就是当时对“侨汇”的优惠政策。侨汇，即华侨汇回来的外币，换算成人民币称为“侨汇人民币”。外逃香港人员寄回来的港币也享受同样的优惠。每１００元侨汇人民币可以优待购买３０元市场上十分短缺的“统销”商品。宝安县大鹏公社水头大队肖全珍７月份收到了９０００元侨汇商品供应证，８月１０日用４５００元买了４５０公斤粮食、３３。５公斤花生油和一批建筑材料。这使左邻右舍羡慕不已。
当时的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到深圳来解决偷渡问题。他在干部会上说：“这是阶级斗争的表现。”一位党支部书记马上站起来反对：“我们这边整年没日没夜地劳动，还是没吃没穿；逃到那边去的人，只干一年就什么都有了。
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那里？你是高干部，请你解释这个问题。”习仲勋说：“你受党的教育多年，连社会主义都不理解，我撤你的职！”这位支部书记很硬气：“我不用你撤职，我现在就不干！”习仲勋是一位十分务实的高干部，会后，他了解了一些实际情况，第二天就在干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
习仲勋知道，深圳河两边差距这么大的根本原因是那边能放手利用国际上的资金，这边统得太死。这不能责怪基层干部。只怪我们政策不灵活。如果不采取特殊政策，两边的差距还要拉大。
参加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回来以后，１９７９年１月８日到２５日，习仲勋就召集省委常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明确提出，要利用广东毗邻港澳的有利条件，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设备，搞补偿贸易，搞加工装配，搞合作经营。会后，省委领导人分头到下面调查研究。调研的结论是：一定要根据广东的特点，充分发挥优势，要求中央给广东放权，让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先行一步。此后，习仲勋和吴南生向当时在广东的叶剑英副主席汇报了省委的意见，叶剑英听了十分赞成，并让广东省委快些向中央汇报。
１９７９年４月，中央在北京听取广东省委的汇会。习仲勋，他在“文化大革命”前就是中共西北局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凭他的革命资历和在党内的地位，他是敢说话的。他直截了当地对华国锋说：“我们省委讨论过，这次来开会，希望中央给权，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干”，华国锋问广东要些什么权，习仲勋说：“广东作为一个省，等于人家一个或几个国，得多给点自主权，类似联邦制。否则，广东就很难搞好。”华国锋回答说：“不要搞联邦了，给广东放点权吧！”习仲勋进一步提出：“允许华侨、港澳商人直接投资办厂，也允许外国厂商来投资办厂，或兴办合营企业和旅游企业等。”静心倾听的邓小平插话说：“这个想法不错嘛！”说着，他示意习仲勋继续讲下去。
邓小平早就思考一个问题：改革，开放，得找一个突破口，一个试验场。在这里放开手搞，为全国开个窗口，为大面积改革开放探路子。这个试验万一失败了也不要紧。就那么一块小地方，关系不大。在那里试验呢？从习仲勋的汇报中，他想到了深圳。
散会以后，邓小平和习仲勋交谈。把深圳划出来，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试验场，这块地方叫什么呢？邓小平脱口而出：“就叫特区吧！”习仲勋认为这个名字好。
邓小平说：“对，办一个特区。过去陕甘宁边区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从这里杀出一条血路来！
”大政方针一定，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就率领国家计委副主任甘子玉、段云，国家进出口委副秘书长李灏等飞往广东、福建，具体落实。他们深入调查研究，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返京后，形成了《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这就是著名的中发【１９７９】５０号文件。
５０号文件给广东、福建两省在计划、财政、金融、物价等方面以较多的自主权。特别在外贸方面，允许广东有权安排和经营自己的对外贸易，来料加工、补偿贸易和合资经营等项目，省里可以自行审批。还确定了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经济特区。
但是，对外开放不是一帆风顺。８０年代初，国门打开以后，由于缺乏管理经验，出现了一些原来没有想到的问题。
最突出的是走私。当时没有想到走私是高额关税造成的，而当作阶级斗争的表现。
１９８１年，海丰走私猖獗。大量洋货通过各种方式走私进来。这么多走私洋货怎么办？省里廉价买下来了，再卖出去，得到的利润交给地方财政。广东省就背上了走私贩私的罪名。广东出口，超计划部分的利润全部留给省里，这样，广东外贸部门就可以用较高的价格收购出口商品，外省的出口货源大量流进广东。各省意见很大。关闭了几十年的国门刚刚打开的时候，未免泥沙俱下。在广东、福建两省，各种经济犯罪活动一下子泛滥起来，引起了国人震惊。
这些问题的出现使得有恐外、排外思想的人找到反对改革开放的口实。他们向中共中央施加压力，中共中央也不得不采取措施。
先是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对广东进行检查。接着中央把广东的省委书记任仲夷、省长刘田夫三次召进北京，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广东的领导干部面对面地交谈。福建省委领导人也被召进了北京。１９８２年２月２１日到２３日，中央书记处在北京召开了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中央书记处、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各有关部门和两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