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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 作者:杨继绳-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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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所以,著名自由主义学者于光远说过:“想要共产党搞政治改革是与虎谋皮。”
  因此,在解决专制问题上,中国人分为两条战线,一条战线是要求政治民主化,一条战线是要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陈云阵线和邓小平阵线就变成了一条战线――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他们不仅和自由民主派,而且和一切要求民主化的中国人成了对立面。对立双方,一方拥有强大的暴力,另一方只有日益强烈、不可违抗的民意。今后的“两点碰撞”不再是“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的碰撞,而是专制和民主的碰撞。这是政治民主化过程中的“两点碰撞”,它比经济自由化过程中的“两点碰撞”争更具有刚性、更为激烈。1989年春的北京风波就是一次演练。今后这方面的斗争会不会酿成更大规模的流血,取决于斗争双方的政治智慧。
  2、周期性和无序性
  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具有周期性。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最大的利益集团,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动摇,不仅仅是保证中国社会稳定的需要,也是为了维护这个利益集团的利益。在四项基本原则中,最核心的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所以,中国的改革是在现有的制度的框架之内的自我完善。这就需要处理好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既要使改革进行得比较到位,又要不伤害原有的制度。这好像是病人自己给自己做手术,既要切除病灶、又不能有剧烈的疼痛。在改革实践中,这是一个两难悖论:既要吸收西方国家的先进技术、先进管理和先进制度,又要坚持社会主义原则;既要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又不危及共产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因此,中国这场改革的领导者就会出现一种矛盾态度。他既然骑上了改革这头烈马,就很难半途下来。他要扬鞭策马前进,又要勒住缰绳,不要让马越过边界。这种矛盾表现在“两个基本点”之中。一旦改革的烈马践踏了四项基本原
  则,邓小平就很警觉,陈云阵线也会出来有所动作,或者向邓小平送材料、加压力的方式让邓小平采取措施;一旦这种纠偏措施危及改革烈马的健康和生命,邓小平阵线就要限制保守派的行为,同时对改革的烈马加以激励。改革的掌舵人邓小平不得不根据形势的需要,一会儿强调这个“基本点”,一会儿强调另一个“基本点”。所以,局外人看来,邓小平“左右摇摆”、“反复无常”。由此,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就表现为周期性。一次又一次地起伏,一次又一次地反复。
  对这种政治斗争的周期性,邓力群曾说过一句话:每逢双年,自由化泛滥,每逢单年,左派反击。这种说法粗略地接近实际。请看:
  第一轮:1976-1977双年是1976年,粉碎了“四人帮”,单年是1977年,提出了“两个凡是”。
  第二轮:1978-1979双年是1978年,真理标准的讨论,“两个凡是”被批倒,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这期间,有“西单墙”和“理论务虚会”。单年是1979年。四项基本原则的提出,“西单墙”被取缔,一批自由知识分子被抓。
  第三轮:1980-1981双年是1980年。胡耀邦被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发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一些激进的改革知识分子也活跃起来。《光明日报》等报刊连续篇累牍地发表自由派人士的文章。单年是1981年。从1980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开始,陈云阵线开始反攻,在政治思想领域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在经济上接受了“抑需求,稳物价;舍发展,求安定;缓改革,重调整;大集中,小分散”的24字方针。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整理的材料,按照对商品经济的态度,将经济学家分为四类:第四类是主张发展商品经济的。文艺上开展对《苦恋》等一批文艺作品的批判。
  第四轮:1982-1983年双年是1982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一些“凡是派”人物失去了位置,一批坚持改革的人进入了中央委员会。政治上出现了比较宽松的气氛。知识界又活跃起来。《人民日报》副总编王若水发表的《社会主义异化论》和《抽象的人道主义》,这些文章如一道道闪电,在知识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单年是1983年。批判“异化论”,“清除精神污染”。经济上批判刘国光的“指导性计划”。左派人士发表文章,保卫“指令性计划”,批评“指导性计划”。
  第四轮:1984-1985双年是1984年。春节邓小平视察深圳、珠海特区,提出“不是收,而是放”的指导思想。3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开放沿海14个城市。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思想。单年是1985年。7月29日,陈云在全国端正党风座谈会上强调“要同一切违反共产主义理想和道德的错误言行进行坚决斗争”。9月23日,陈云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讲话中提醒与会者:“社会主义经济,还是要有计划按比例。我们是共产党,共产党是搞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这话现在没有过时。”这一年两员改革大将落马,一位是福建省委书记项南,另一位是海南省委书记雷宇。
  第五轮:1986-1987双年是1986年。邓小平再次发表关于政治改革的讲话。春夏间,政治改革的舆形成高潮。自由民主知识分子活跃一时。12月,全国各地学生走上街头,要求加速政治体制改革。单年是1987年。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落马。左派提出“第二次拨乱反正”。一批具有自由民主知识分子倾向的中共党员被开除党籍。
  第六轮:1988-1989。前几轮斗争周期太短,双方的力量没有得到足够的释放就转向,因此双方的能量都有较多的积累。一旦重新爆发,其规模和烈度远远超过前几轮斗争。双年是1988年。夏天以后,方励之等人批评政府的声音越来越强烈。北京一些高校里有各种“研究会”、“讨论会”、“沙龙”。自由民主人士到处发表演讲。他们含蓄地或大胆地批评共产党,批评现行制度。有些知识分子发起了争取民主的签名活动。单年是1989年。北京戒严,“六四”镇压,左派极端活跃。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1992年。其中,“反和平演变”几乎提到和经济建设同等重要的地位。“一个中心”几乎变为“两个中心”。
  在这以后,不再是一年又一年的轮回了。从1989年到1991年持续三年的左派反攻以后,1992年邓小平南巡,接着按南巡基调召开了十四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确立。
  1992年6月21日李先念逝世,1993年3月21日王震逝世,1994年12月11日姚依林逝世,1992年9月28日胡乔木逝世。陈云阵线失去了几位重量级人物,势力大减。
  1995年4月10日陈云逝世。逝世前8个月,即1994年8月做了气管切开手术。邓小平于1997年2月20日逝世,在1994年以后因身体原因就不管国家大事了。因此,邓陈的斗争到1994年就已结束。中国的双峰政治结束后,就进入了后邓小平时代。
  后邓时代从1994年开始,结束后邓时代的主要标志是:重新作出一个关于史问题的决议(这将是中共第三个这样的决议)对邓小平的功过给以客观评价,其中重要内容之一是对1989年的北京政治风波给以公正的结论。整个江泽民执政时期、胡锦涛执政后若干年内,都属于后邓时代。
  后邓时代有几个特点:
  第一,还是沿着邓小平所规定的路线:一方面大力推进市场经济,一方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但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同时,引入了“三个代表”的思想,从而软化了“四项基本原则”;
  第二,邓小平开创的改革还在继续,但改革不像当初那样,由怀有理想主义激情的政治家推动,而是由20多年来形成的各种社会力量的合力推动。在这合力中,社会强势群体的力量起着更大的作用。因此,在后邓时期,社会将向着对强势群体有利的方向发展。这势必加剧社会矛盾。
  第三,由于权威政治和市场经济并存,缺乏制衡的政治权力和唯利是图的市场经济的恶性结合,使得中国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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