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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我是想把广大青年学生和社会上很多同情者的行为与极少数人的企图利用学潮浑水摸鱼、制造事端，攻击党和社会主义的行为严格区别开来，避免把整个学潮笼统地作一个敌我矛盾性质的定性（“一场有计划的阴谋”，“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着重采取疏导的方针，避免激化矛盾，尽快平息事态。我的不同意见的主要之点就是在这个地方。另外说明一项，我没有反对过用「动乱」这个词。我认为「动乱」只是指学潮规模，和对社会秩序的影响程度而言，并不说明性质，可以是自发的，也可以是敌对的。我在五月十六日常委会上已过这点。
（二）
我仔细回想了自学潮和动乱发生以来这些日子我是怎样做的，哪些地方做得对哪些地方做得不对或不妥。
一、胡耀邦同志的追悼会举行以前，常委内部没有什么分歧，至少没有什么大的分歧。成千上万的学生聚在天安门广场，大家的心情确实相当紧张的焦虑。我当时分析，恐怕有三部分人：绝大多数人是出于对耀邦同志悼念之情；一部分人是对我们的工作不满，想借题发挥；少数人反对党和社会主义，想故意把事情闹大。我说，党中央在治丧，学生们也要悼念，我们不好不允许他们悼念。因此，我主张，除对打、砸、抢、烧、冲的违法行为要依法惩处外，一般应采取缓和手段。我记得当时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在追悼会会前唯一的一件事是４月１９日夜，李鹏同志给我打电话，说学生在冲新华门，怎么还不采取措施？我说石同志在第一线，准备了各种预案，他会临机处置的。随后我打电话告诉了石同志。我记忆中就是这么一次。其它没有听到常委中有什么不同意见。
二、追悼会结束后，我提出三点竟见：①追悼活动已经结束，社会生活应纳入正常的轨道，对学生游行要坚决劝阻，让他们复课。②对学生要采取疏导方针，应开展多层次、多渠道和各种形式的对话，互相沟通、增进理解。③无论如何要避免流血事件，如果出现打、砸、枪、烧、冲行为要依法惩处。李鹏同志和常委其他同志也都同意。事后听说，李鹏同志和常委其它同志也都同意。４月２３日下午，我离京访问朝鲜，李鹏同志在车站送行时问我还有什么意见，我说就是那三条。
三、４月２４日到３０日晨，我不在北京，对这一段具体情况不太清楚。我是４月２６日凌晨在朝鲜看到小平同志谈话和常委会议纪要电传的（“４。２６”《人民日报》社论并未电传过去）。我当即复电表示“我完全同意小平同志就对付当前动乱问题所作出的决策”。我理解，小平同志决策的总精神是要稳定，不要动乱。这一点，对我们国家太重要了！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都应竭尽全力来做到这一点。
四、我在５月３日北京纪念“五四”大会上的讲话，事前经过了政治局、书记处同志的审核，送审时，不少同志提出了一些修改竟见，根据这些意见，我们对稿子做了多处改动。在我记忆中只有两位同志提出加上反对资产阶自由化的意见。我当时考虑，稿子上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已经有了充分的阐述，而资产阶自由化这一概念，指的就是否定四个坚持。因为意思是一样的，不加也可以。另外，从技术上考虑，整个稿子是正面讲纪念“五四”的，两位同志的意见插到那里都觉得文字上有些不太顺，因此就没有吸收。我们来讨论修改稿子，都不能把每个人的每个意见完全吸收进去。
五、我５月４日会见亚洲银行理事年会代表的讲话，本意是想促进学潮的平息，同时也想使外资增强对中国稳定的信心，讲话发表后，开始听到的是一些好的反映。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有什么问题。李鹏同志也对我说，话讲得很好，他在会见亚行年会代表时，也要呼应一下。这次讲话的调子比较温和。我当时没有觉得这有什么矛盾。因为我在访朝归来之前，李鹏同志批发的《人民日报》第二篇社论（４月２９日）调子已经缓和了。后来在国务院授权举行的对话会上，发言人也明确表示第一篇社论（４。２６）不是针对广大学生的，反复肯定９９。９％的学生是好的，学生提出的一些要求也正是政府要解决的。我５月４日的讲话，特别注意了这些情况，与上面的调子大体保持一致。另外有些话（如反动乱的问题）我在５月３日的中已经讲了不少，觉得可以不必重复了。我这次讲话的新内容只两点：一是我分析了群众对党和政府又满意又不满意的状况。我仍然认为这种分析是符合当时情况的。二是我提出要在冷静、理智、克制、秩序的气氛中，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去解决。我的这次讲话，从当时各方面的反映看，效果还可以。后来，同志们批评我的讲话未经常委讨论。这是事实，不过中央各位领导同志接见外宾时的谈话（除正式会谈方案以外），来都不提交常委讨论，一般都是根据中央的方针自己去准备。就在第二天（５月５日）李鹏同志会见亚行年会代表和讲话，也没有经过常委讨论，其调子也和我的差不多。尽管有以上这些情况，但我的这篇讲话仍然引起了一些猜测，这是我事先没有料到的。如果我更慎重些，早考虑这些情况，当时可以不讲这篇话。
六、关于５月８日的常委会和５月１０日的政治局会。４月２７日的大游行后，学生们坚持要我们改变４月２６日社论的定性。我非常为难。我当时的想法是先绕过这个问题，在廉政和民主建设方面办几件好事，使群众看到我们正在做出努力，事态也许会逐步平息。等到大家都冷静下来以后，也许比较容易取得统一意见。因此，我在这两次会上提出了向人大常委报告清理公司的情况，公布高干部的收入和身世，取消八十岁（或七十五岁）以下领导人的特供，由人大常委依组织专门委员会对涉及高干及其家属的举报案件进行独立调查（万里同志考虑得比我周到，他建议由人大成立有权威的廉政委员会），在广泛讨论的基础上，制定新闻法和游行示威法等等。我的这些建议在常委会和政治局会议上都只是提了一下，以后还准备再讨论，并没有正式做出决定。我的基本想法是，把廉政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件大事来抓，把廉政同民主、法制、公开性、透明度、群众监督、群众与等密切结合起来。５月１３日上午，我和尚昆同志在小平同志处汇报时，向小平同志报告了这些想法，小平同志赞成，说，要抓住这个时机，把腐败问题好好解决一下，要增加透明度。
七、关于我同戈巴乔夫谈话的问题。十三大以后，我在接待国外党的主要领导人时，曾多次向他们通报，我党十三届一中全会有个决定，小平同志作为我党主要决策者的地位没有改变。我的目的是让世界上更明确知道小平同志在我们党内的地位不因退出常委而发生变化，在组织上是合法的。这次访朝，我也向金日成主席谈了这个问题。我跟戈讲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惯例了。问题在于这次作了公开报导。我从朝鲜回来后，听说小平同志４月２５日关于学潮问题的讲话广泛传达后，社会上引起很多议论，说常委向小平同志汇报不符合组织原则。还有一些更难听的话。我觉得我有必要加以澄清和说明。在戈巴乔夫来访的前两天，我与工人和工会干部座谈对话时，上也有人提出这类问题。当时我根据十三届一中全会的决定，作了说明，效果很好。他们说，我们过去不了解，现在知道了就好了（石、胡启立、阎明复等同志均在场）。在此之前，陈希同同志就针对人们有关“垂帘听政”的错误议论向大专院校工作的同志们做了解释，说明了党的十三届一中全会有关决定的情况，效果也是好的。陈希同同志在４月２８日的常委会上还汇报过这个情况。因此，我就考虑，如果通过公开报导，把这一情况让群众知道，对减少议论可能有所帮助。我当时向戈巴夫同志通报的内容是，十三届一中全会郑重作出一个决定，在最重要的问题上仍然需要邓小平同志通报，向他请教（我有意识的没有讲，可以召集会议和由他拍板的话）。邓小平同志也总是全力支持我们的工作，支持我们集体作出的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