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碜诮蹋缮辛Φ氖贝械碌氖贝Ｕ庋怀”涓铮抵噬暇褪茄潘贡炊顾频摹爸嵝氖贝钡目耍嗳缬嘤⑹毕壬档摹罢苎У耐黄啤薄５牵且怀∥幕锩泄捎谄涮厥獾睦繁尘埃呱狭艘惶醵捞氐奈拿髂Ｊ降姆⒄怪贰＞咛逅导词牵河勺匀蛔诮套吹穆桌碜诮蹋谄渌褡灞硐治死喔鎏宓牡滦孕扪饩龅氖呛嵯虻娜擞肴说墓叵滴侍庖约吧鎏宓牧榛臧捕傥侍狻６谥泄似鸬穆桌碜诮潭陨牢侍夂蜕缁岬钠毡槁桌砦侍獠簧豕刈ⅲ墙渌枷氲闹氐惴旁诠艺沃挥颍佣温桌砘蜕裱ЩＵ蛭姓庋恢智穑泄琶挥胁裼烫毯头鸾棠茄淖诮獭�
西周在中国文明史上的意义，一是上文所说的将政治伦理化和神学化，二是礼乐制度的建立。严格说来，这二者有相互矛盾的地方。因为严格的等级制度是不需要将政治伦理化的。反过来理解，道理也是这样。甚至可说，将政治伦理化实则是对等级秩序的否定。因为，将政治行为赋予道德的理解，事实上也就等于否定礼乐制度存在的合理性。但是，西周礼乐制度的崩坏毕竟不是这二者相互冲突的结果，而是由等级制度之本身造成的。西周的等级制度是非常严格的，并配以严格的礼乐制度，但是有一个问题却是等级制度之本身无法解决的，即贵族集团随着时间的绵延，下级贵族的人数越来越多，待遇越来越差，这样势必瓦解原有的等级结构。再者，西周的等级制又是同封建制联系在一起的，封建诸侯在各自的领地上，天高皇帝远，既可以独霸一方，又可以忽视礼乐制度的存在而僭越礼制，其结果便是礼崩乐坏，天下大乱。中国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社会群体，便是产生于这样一个动荡的时代。
春秋战国时代的知识分子，其前身是西周等级制度中的士。西周的等级制度犹如一座金字塔，贵贱等级分明，但从大体上说，又只有贵族和平民两大分层。贵族是国人、君子；平民是野人、小人。所谓国野之别，也就是治者与受治者的差别。相对于平民，贵族为社会的统治集团，但贵族集团内部，仍有贵贱尊卑的差别。贵族分五等，即天子、诸侯、卿、大夫、士。也就是说，士是贵族集团中地位最低的一个等级。在礼乐制度未曾崩坏的西周，士一方面地位低微，仅仅作为寄生阶层而由社会供养，另一方面由于他们属于贵族，所以可以接受教育，有平民所没有的文化知识。当时的教育由天子或诸侯控制，史称“学在官府”。春秋时期的礼崩乐坏，同时也是教育制度的大变革，即由“学在官府”变为“学在四夷”。
等级制度的瓦解和教育制度的变革，结果之一便是社会上兴起了一个新的阶层，即知识分子阶层。尽管这一新兴的阶层仍然称作士，而且很大一部分还是直接从原来的士阶层转化过来的，但是毕竟同西周礼乐制度中的士不是一回事。大体而言，如下几点区别则是明显的；一，西周的士尽管也习文，但其主要的身分则是武士；而春秋战国时代的士主要是文士，不再将打仗作为他们的主要职能。〔3〕二，西周的士仅仅是贵族集团中地位最低的一个等级；而春秋战国时代的士则打破了等级制度的界限，受过教育的平民同样可以作为士这一群体中的一员。三，西周的士由于受等级制度的限制，对社会现实很少关心，或者说没有关心的可能；而春秋战国时代的士不仅关心和参与政治，而且以“王者师”的社会角色而体现他们的自身价值。四，西周的士虽为贵族等级，但其社会地位并不高，对社会发展亦无多大影响；而春秋战国时代的士占据着历史舞台的中心位置，对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
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兴起的时代，同时也是他们最为活跃和最能体现自身价值的时代。关于这一方面的情况，史籍所载多矣，亦为现代人所熟知，本文无需再作现象的描述，只是想作进一步的究问：为何春秋战国（而且也只有这一时期）中国的知识分子会如此活跃，会以“王者师”的身分自居，且能充分体现自己的价值？特别是，我们将这一时期（即雅斯贝尔斯所称的轴心时代）各大文明区的百家争鸣作一比较，不难发现，中国的知识分子是非常具有特色的。第一，希腊和印度的百家争鸣，思想者皆以民间学者的身份著书立说，而中国的知识分子多以谋求仕宦为目的。孔子的“学而优则仕”一语，最能反映这一群体的价值取向。第二，希腊和印度的百家争鸣，思想者的著书立说，多是究问人生的意义或世界的奥秘，或曰在人生观和知识论两方面作文章，而中国的知识分子对人生问题和世界的终极原因并无多大兴趣，思考的主要是政治伦理问题，对社会现实具有强烈的关怀意识。所谓“处士横议”和“不治而议论”，都是对现实政治的关怀。问题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当时何以会有这样一些特点。从人类思想史上看，知识分子将致思的重点放在人生问题和世界奥秘的究问上面，乃是较为普遍的现象，亦同人之为人的本质规定相符合。作为有限的生物，人类时时面临的困惑便是如何克服自身的有限以达到无限，或者说试图缩短有限与无限的距离。而对有限的人类来说，无限的世界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人生的意义世界，二是大千世界的奥秘。也可以说，以人生问题为主题的印度人和追问世界终极原因的希腊人，在轴心时代的所思所想，乃是符合人类正常的思维需要的，是人类在由自然宗教过渡到伦理宗教，或曰从前逻辑思维过渡到逻辑思维的初期必然出现的事情。反过来说，轴心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没有把心思投之于对人生与自然的研究，而是将政治中的伦理问题作为致思的主题，必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这就是，在此之前所形成的中国文明的特殊性决定了知识分子这一群体必然把思想的重点放在政治伦理方面。
周代以前，中国同样为部落社会，与当时的其他民族并无根本性的差异。但是有一点却是别的民族所没有的，即从传说中的炎黄时代开端，中国的政治共同体就一直是以大国的规模而存在的。其他民族在此时期，几乎都是小国寡民，惟有中国的汉民族，国大而民众。对于一个国家的政治来说，版图的大小固然重要，但更为重要的则是政治的模式以及由之而形成的政治理念。小国寡民的国家，大多为共和制，或为民主共和，或为贵族共和。即使为君主制的国家，亦受传统的氏族制度的约束。尤为重要的是，小国的统治者由于国小民寡，搜括有限，所以都不甚奢侈，而大国的君主却能过着极其奢华的生活。再者，小国的权力交接，或受制度的限制，或受习俗的影响，大多能够在非暴力的方式下进行，而大国的权力交接常常带有火药味，特别在改朝换代的动荡时期，更是刀光剑影，血肉横飞。这样一种区别，直接导致两种政治理念的产生。对于小国来说，他们看重的或是法律制度，或是贵族血统；而对大国来说，他们看重的是从理论上证明王权的合理性，同时将其神秘化，借助天的威严以维护王权的威严。
需要说明的是，早在周代以前，中国便是大国的规模，但是将政治伦理化则是西周初年才有的事情。据郭沫若考证，商代尚无“德”字，“德”字是周代才出现的。〔4〕周人之所以有这样的创举，原因大抵是：一，周代的版图更为广阔，统治秩序的维系比前代更为艰难，需要寻求一套“天无二日，民无二主”的政治理论。二，如前文所提到的，此时的人类普遍经过了一场由自然宗教转化为伦理宗教的大变革。政治是当时统治者的头等大事，所以也就很自然地将其伦理化。三，由自然宗教转变为伦理宗教，同时也是人们观念中的神由具象形态到抽象形态的变革。具象的神只管自然事物，而抽象的神之主要职能则是管理人间的事物，且带有明显的伦理色彩。具体言之即是：商代所崇拜的“上帝”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被抽象化了，但毕竟还是自然宗教的神，而周代所崇拜的“天”不仅完全被抽象化了，而且是被伦理化的。
（尚书）中的所谓“恭行天之罚”之类的政治话语，实则就是周代的统治者借用天的道德权威性说明其政权的合理性。〔5〕
周代的统治者将政治伦理化，主要体现于两个概念的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