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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0日，周作人也公开发表了他的这封回信。
八十年后回过头来看这段公案，如果不因人废言，是非是很清楚的，周作人他们“少数”人无疑站在正确的一面，从以后发生的历史来看，有些话不幸都言中了。他们所持论断堂堂正正，真正符合人类思想自由、信仰自由的文明准则。
思想自由是周作人五四以来不遗余力地倡导的。1924年11月，他和鲁迅、孙伏园、钱玄同、林语堂、李小峰等创办《语丝》周刊，这是二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一个重要的舆论阵地，直到1927年10月24日，《语丝》周刊被张作霖禁止，这块思想自由的园地在北京生存的近三年中，有着许多令后人肃然起敬的表现。
作为《语丝》的主要发起人、撰稿人之一，周作人对当时发生的一系列历史事件几乎也都公开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和态度，由他执笔的发刊词明确表示：“我们个人的思想尽自不同，但对于一切专断和卑劣之反抗则没有差异。”“我们这个周刊的主张是提倡自由思想，独立判断，和美的生活。”1924年，周作人的著作《自己的园地》和《独秀文存》、《胡适文存》等书一起被北洋军阀政府下令查封。
从启蒙的意义看，《语丝》周刊就有五四以前《新青年》杂志的流风余韵。
三
1925年的女师大风潮时，作为教授，周作人没有站在校长杨荫榆、教育总长章士钊的一边，而是站在了学生的这一边，向专横的学校和教育当局说不。5月22日，他在《京报》副刊发表《女师大的学风》，直接批评女师大校长“只想开除几个学生，或用别的高压手段消除风潮，整顿学风，是所谓南辕北辙，适得其反”。明确要求她“能够因教育前途之棘而引咎辞职”。
5月27日，为抗议校方开除女师大学生自治会刘和珍、许广平等六个学生，他和鲁迅、沈尹默，钱玄同等七教授联名在《京报》发表著名的《关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公开表明他们的态度。5月31日的《女师大周刊》（109期）予以转载，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影响。那个时候周家两兄弟完全是站在一个立场上。
8月19日，教育部专门教育司司长刘百昭率武装巡警强行接收女师大，学生代表质问、抗争，与警察发生冲突，导致7名学生受伤，各校、各团体声援代表14人被捕。当天周作人同川岛夫妇即去女师大支持学生的斗争。他在写给朋友的一封信中指出：“北京教育部的总长司长动不动就以保安队及打手从事，……我的沉默之期或者也不很远了罢。”（发表在
8月21日的《京报副刊》）其实，那些日子他又何尝在沉默呢！
那年5月底上海发生“五卅惨案”，6月6日夜他愤然写下《对于上海事件之感言》（发表在6月20日的《京报》副刊），鲜明地提出五卅运动是要“争回国民的人格”，“希望国人更进一步，切不可再不把自己当人”。7月23日，他又写了《吃烈士》（发表在8月3日的《语丝》），讽刺在“五卅”中因镇压有功“加官进爵”的官僚和借“五卅”“博得蝇头之名利”的商贾，谓之曰“吃烈士”。
四
周作人和李大钊是北大的同事，《新青年》的同仁，他们的政治信仰虽然完全不同，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之间的情义。在李大钊被军阀杀害的白色恐怖中，他不仅冒险保存了李大钊的文稿（曾多次与上海群众图书公司的曹聚仁联系《守常全集》出版事宜），而且对李大钊的遗属进行了长期的照护。
1927年4月7日李大钊被捕，28日遇害。这段时期他的儿子李葆华在周作人家住了一个多月，然后在周作人和沈尹默的帮助下化名杨震到日本学习。1933年4月15日，周作人还积极参与了北大师生和李大钊生前友好发起的公葬募捐活动（发起人名单和捐款人名单中都有他的名字）。李夫人逝世后，他和蒋梦麟、张申府等人曾专门商讨李大钊子女的教养问题，可谓至仁至义。甚至在日本人占领北京时期，他也没有停止对李家遗孤的关怀与照顾。
面对1927年“四·一二”屠杀的血泊，周作人虽然不赞成共产主义的信仰，也不支持共产党，但他不能容忍以不同信仰的名义杀人，他反对一切残虐的杀戮。7月23日，他在《语丝》141期发表“随感录三”《吴公如何？——致荣甫先生》中就明确表示：“要不要清党，我们局外人无从说起，但是那种割鸡似地杀人的残虐手段我总不敢赞成，白色恐怖绝不会比赤色的更好。”他之所以要站出来，完全是出于一种人道主义的立场，是来自人性本身的抗议。
因此在1927年5月到10月间，他连珠炮一般写下了一系列匕首、投枪一样的短文，比“三·一八”后写的那些文章更锋利、更激烈了，他的好友李大钊教授的死恐怕也大大刺伤了一个知识者的心。人类的良知迫使这个一向温和、恬淡的周作人也像怒目金刚一样。在《日本人的好意》（1927。5。14，《语丝》131期）、《偶感》（1927。5。14～9、17，《语丝》131、135、140、149期），《人力车与斩决》（1927。7。16，《语丝》140期）、《“斩决”共党》、《怎么说才好》（1927。10。1，《语丝》151期）等公开发表的文章中，他对李大钊被杀、张挹兰绞决，对燕京大学、北京大学学生以及许多他不知道的人的被杀进行了沉痛的哀悼和愤怒的抗议。这些文章随后都收入他的《谈虎集》中。我们还是听一听70多年前周作人自己的声音吧。
1927年7月，他写道：“以我贫弱的记忆所及，《青天白日报》记者二名与逃兵一同斩决，清党委员到甬斩决共党二名，上海枪决五名姓名不宣布，又枪决十名内有共党六名，广州捕共党一百十二人其中十三名即枪决……清法着实不少，枪毙之外还有斩首，不知胡先生以为文明否？……尤其者去年一月中吴稚晖先生为孙传芳以赤化罪斩决江阴教员周刚直，大动其公舆，写了《恐不赤，染血成之欤？》一文，登在北京报上。这回，吴先生却沉默了。”（《周作人散文选集》，张菊香编，百花文艺出版社1987年6月出版，p。168）
文中的“胡先生”是指当时刚从国外游学归来不久的胡适。
“燕大出身的顾陈二君，是我所知道的文字思想上都很好的学生，在闽浙一带为国民党出了许多力之后，据《燕大周刊》报告，已以左派的名义被杀了。北大的刘君在北京被捕一次，幸得放免，逃到南方去，近见报载上海捕‘共党’，看从英文译出的名字恐怕是她，不知吉凶如何。”（同上，p。175）
紧接着，他在《偶感·四》中说：“又从上海得知，北大女生刘尊一被杀，亦极从容，此外我们所不知道的还很多。”（同上，p。176）
同年9月20日，周作人愤怒地写下：“我觉得中国人特别有一种杀乱党的嗜好，无论是满清的杀革党，洪宪的杀民党，现在的杀共党，不管是非曲直，总之都是杀得很起劲……却就把杀人当做目的，借了这个时候尽量地满足他的残酷贪淫的本性。……最奇怪的是智识阶级的吴稚晖忽然会大发其杀人狂，而也是智识阶级的蔡胡诸君身在上海，又视若无睹，此种现象，除中国人特嗜杀人说外，别无方法可以说明。”（同上，p。170）
文中“蔡胡诸君”指的是蔡元培、胡适先生。
周作人在谴责杀人者的同时，也谴责知识分子中的帮凶吴稚晖，还对五四时期的同伴蔡元培、胡适的沉默表示强烈不满。当时，作为国民党元老的蔡元培对于分共、清党是持支持态度的，对屠杀，他当时的立场我们不清楚，但没有站出来抗议、谴责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胡适当时也没有站出来（要等到一年多后他才站出来，在《新月》上公开批判“四·一二”血泊中浮起来的政权）。
正是因为周作人发出这些“不合时宜”的声音，《语丝》141期以后在南方就遭到了被禁的命运。9月3日，他在《语丝》147期发表文章，抨击国民党这种剥夺言论自由的行径，并以《光荣》为题，这是《语丝》的光荣，也是作为知识分子的周作人先生的光荣。这一天离《语丝》被禁（10月24日）还有50天，一个更黑暗的、连抗议都不得的时代即将降临了。
五
综观周作人从“五四”到“四·一二”的表现，特别是他对女师大风潮、“三·一八”、“四·一二”的态度，完全是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他不是政治中人，
曾多次表明自己不喜欢谈政治。1924年10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