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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漆混合在一起，调到一定的浓度，以便喷涂到纸带上。结果发现喷涂不行，我们又想尽种种别的办法，最后用浣熊腹部的软鬃毛制成一种刷子，手工刷上去的。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这样做的效果最好。当然，纸做的磁带是很差劲的。井深说质量太差了，连打电话时常说的“喂，喂”都听不清楚。但我们还是为此感到自豪。当时公司里有四十五名职工，三分之一以上的人是大学毕业生。尽管人材济济，但是没有塑料做带基我们还是无法生产出高质量的产品。后来当我们能够搞到塑料材料时，我们马上将它投入应用。我们的技术已经准备就绪，很快就进入了早期的磁带市场。井深对磁带领域的信念很坚定，所以我们对它投入了额外的大量精力，很久以后的1965年11月，他终于如愿以偿，当然其他人也有同感，IBM选择了我们的磁带在他们的计算机中储存数据。当我们公司开始向IBM提供制造磁带的技术，并在克罗拉多州波尔达市IBM的工厂里安装机器、配置技术人员时，我们感慨万分。
在初期的日子里，磁带对公司的前景起着关键的作用。至于硬件方面，我们将磁带录音机的机构完善到了当时的最高水平。1950年我们生产出来的录音机又笨又重，但是它的音质相当漂亮，我充满自信，大家也这样估计，经过这许多的努力，我们终于走上了通往成功的道路。当我们的录音机准备上市的时候，我们都认为一旦顾客看到和听到它之后，一定会争先恐后地到我们公司来定货的。
事实却使我们猛然醒悟。磁带录音机在日本太新颖了，以至于几乎没有人知道它是个什么东西，而知道的人中间大多数又认为他们没有必要买一台。人们感到并不需要磁带录音机，我们也就卖不出去了。
第六章
如果站在今天的高度上来看，我可以清楚地看出当时还存在着的其它问题。第一台箱式录音机重35公斤，我们的标价是17万日元。当汇率正式改为360日元对换1美元时，在占领期间的日本这是很大一笔钱。几乎没有私人愿意花那么大一笔钱来买一个他们认为不需要的东西。当时一个在工厂工作的大学毕业生一个月的工资还不到一万日元。我们做了五十台这种录音机准备投入市场，然而市场却并不存在。井深和我都没有受过有关消费品的真正训练，也没有生产和销售消费品的实际经验。井深以前一直为政府和广播部门生产产品，只有后来制造的短波适配器和留声机更新零件除外。我还从来没有制造过什么用于销售的东西。虽然我从前当小孩时从父亲那里受过不少的管理训练，后来又在海军里得以应用，但我却一点也不懂商务和销售。井深和我都一样，还从来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井深强烈地认为只要我们能够造出好的产品，订单就会来的。我也是这样想的。我们都需要接受教训。
我们是工程师，我们有一个成功的大梦想。我们想像只要做出一种独特的产品就肯定可以赚大钱。我下定决心要使磁带录音机获得成功，录音机做好以后，我每天都到处找人演示。我像个滑稽演员，摆好录音机，录下人们的声音，再放给他们听，使他们感到高兴和惊讶。每个人都喜欢它，但却没人想买它。他们异口同声地说：“是很有意思，但是当个玩具买又太贵了。”
这下子我才认识到，仅有独特的技术、可以造出独特的产品是不足以使企业生存下去的。你必须把产品卖出去，而为了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让潜在的买主看到你要兜售的东西到底有什么实际的价值。我吃惊地意识到我必须成为我们这个小公司的生意人。总算非常幸运，公司里有井深这样一个专心搞创造性设计和负责生产的天才，而由我来学习做生意。
一个偶然的机会使得事情出现了转机。我一直在想，磁带录音机的销售失败了，原因到底在哪里？一天，在东京我家的附近，我逛到一家古董店前。我对古董没有真正的兴趣框架，或指他们在理论上和方法上的共同信念。后来，他又，我意识不到它们的价值。当我站在那里看着那些古老的东西，并为它们的昂贵价格感到迷惑不解时，我注意到有一个人在买一支花瓶。他毫不犹豫地掏出钱包，把一大把钞票递给了那个古董商。这个价钱比我们的磁带录音机还高。这是为什么？我感到奇怪，一个人宁愿花这么多钱去买一个一点实际价值都没有的古董，而像我们的磁带录音机那样的新型重要设备却无人问津。在我看来很明显，磁带录音机的价值比一件古董高得多，因为利用它可以改善很多人的生活。极少有人能够欣赏花瓶上的精美线条，大多数的人都不敢去碰那么值钱的东西，生怕把它碰碎了。正好相反，一台录音机却可以为成百上千的人造福。它可以给人们带来欢乐和惊奇，还可以用于教育，提高人们的素质。对于我来说这两者简直无法比拟，磁带录音机是更好的选择。但是我意识到，花瓶对一个古董收藏者而言包含着价值，他一定有充分的理由在这件古董上投入大量的资金。我的先辈中有人这样做，我自己后来也一样。就在那个时刻，我懂得了，要想把我们的录音机卖出去，首先要找出那些有可能承认我们产品价值的人和机关。
我们注意到，或者应该说是前田多门先生注意到，战争刚刚结束的时期很缺乏速记员，因为战争中很多人被赶出校门参加军工生产去了。在这种紧缺得以弥补之前，日本的法院只好依靠很少的速记员过量地工作。通过前田先生的帮助，我们向日本最高法院演示了我们的录音机，结果一下子卖出去二十台。那些人很容易看出我们的机器有什么实际用处，他们一眼就看出了磁带录音机的价值，在他们眼里，它不是一个玩具。
我们符合逻辑的下一个目标看来应该是日本的学校。在多次的销售会议上井深都指出，日本人的教育传统上是集中在阅读、写作和算盘技巧上的。但是战后由于美国人的到来，使他们感到口语交流和视听训练也很重要了，日本文部省起了引导作用。日本可资利用的媒体材料太少了，只有一些16毫米的电影胶片有英语配音，而且少得可怜，因为在战争期间禁止使用英语，也不允许教英语。结果没有几个教师有语音设备来帮助他们理解这些电影的配音。当然学生就更加不可能了。使用磁带录音机重放事先录好的语音磁带，再用它们来练习，这种想法很快就被接受，而且不久就传到全国各地的学校。日本的每个县（相当于中国的省…译者注）都建有一个电影中心，但是所有的片子都是英语的。必须想个办法配上日语才行，而磁带录音机正好派上用场。
随着这种教学方法在各县的推广，我们觉得很快每个学校都会需要磁带录音机的。井深发现学校有这种设备的预算，所以我们还要设计一种更小的机型，让私立学校也能买得起。第一个成功的产品是中型机，它比一个公文包大有其固有的地位和价值。主要著作有《近代哲学的精神》、，但比一个衣箱小。我们把它叫作H型录音机。这种录音机很简单，只保留了七种速度中的一种，即每秒钟半英寸，而且也很结实。1951年，作为结婚礼物，公司把H型的生产样机赠送给我和良子。
我们开始生产外观更加吸引人的便携机，而且颇具信心。公司开始扩大规模，我们搬进了御殿山上邻近的一个更加结实的房子里。新的观念最终还是得以接受，也许其中有些还操之过急，但是日本正在建立一个新的社会，而不仅仅是对原有的进行恢复。
随着我们的成熟，我们很快就被卷入一场新的战争，从中我学会了不少与我们打算开展的国际商务有关的知识。为了使磁带录音机达到高水平的录音质量，我们采用了永井健三博士的专利技术——高频交流偏置系统。这种系统在磁带进入录音头之前先将磁带去磁，并在录音信号上加上交变电流，它录出来的声音与以前用直流偏置的录音机相比，噪音和失真都较小。我们对录音技术的未来非常倾心，所以我们买了这项专利。当时这项专利属于安立（Anritsu）公司，现在它是日本电气公司（NEC）的一个子公司。1949年时我们买不起全部专利，只买了一半，与NEC共享所有权利。永井博士的专利在日本注册，后来我们还打听到，1941年12月，他在战争正要爆发之前还曾在美国申请过专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