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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师的神学院，设立了培养献身教会事业的中国传道师和妇女的神学校，但
是大多数天主教学校是小学水平。讲课用中文，学校的全部课程和课本的宗
旨则几乎都是为了加强学生的基督教信仰。很少或根本没有作出努力来介绍
西方的非宗教知识。
到1900年，中国有七十余万天主教徒，包括大约四百五十至五百名本地
牧师。在入教时，这些人被要求放弃中国生活的许多特征：例如放弃全部“异
教徒的”宗教信仰和习俗，不许贩卖和吸食鸦片烟，不参加民间节日 （包括
戏剧演出）和星期日工作，不纳妾，尤其要放弃祖先崇拜。这样一来，天主
教徒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一个与世隔绝的、孤立的和自外于中国同胞的团体。
如果获悉这些人几乎完全来自最不幸的阶级，即贫苦农民、小店主、零售商
和流浪汉，那也没有理由感到惊怪，因为正是这些人在现存中国社会制度中
的命运最不能经受波折。
新教徒
新教传教士在努力宣示基督的教诲时，比他们的天主教对手更加直接地
使用宣讲方式，也更加广泛地利用文字语言。新教和天主教的早期传教士早
就展开了活动。但两者目的不同。新教徒需要经过若干年才能组成许多需要
外国传教士巡回监管的牧区。同时，新教徒巡回传教的目的通常有二：向广
大地区传播福音 （讲道和贩卖宗教书刊），以及搜集有关在以后可能开展比
较固定工作的那些地区的情报。
虽然有些传教团体如中华内地会和圣经公会继续强调巡回传教工作，但
是总的来说，新教徒的活动逐渐具有比较固定的性质。通常建在城市里的布
道站，典型的格局是设有一座讲道堂或街道礼拜堂，一座教堂建筑物，一所
或几所学校，几处由教士及其中国佣工占用的住宅，一个诊疗所，有时还有
一座小医院。这种布道站形成了城市的一个核心单位，其周围也及时地出现
较小的农村集会所组成的卫星地区，各有自己的小礼拜堂和一名由外国传教
士严密监督的中国牧师。
从典型的布道站的具体结构来看，新教传教士在1860年以后的时期继续
致力于教育和医药等非传教性质的事业。他们也越来越积极地从事广泛的慈
善事业，如救荒、戒烟、实施盲哑人教育等等。新教徒参加这些活动有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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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的目标，但往往产生意外的效果。即为广泛地改变中国的生活开辟了道
路。但是，参加这类活动的大部分传教士其实是在设想：他们是在帮助训练
中国人接受基督教。
到了1900年，虽然新教的传教士团体比天主教的传教士团体庞大得多，
但是，受过洗礼的中国新教徒总计只约十万人，而 由不足三百名授予圣职的
中国牧师主持着宗教仪式。如果把这些数字和天主教徒的数字作一个比较就
应该记住，新、旧教对怎样才能做一个基督徒的看法是有相当大的区别的。
例如婴儿洗礼在天主教徒看来非常重要，但大多数新教徒却不接受这一点。
有些人也认为，新教传教士对于领受圣餐者的要求倾向于严格，因此，新教
徒中间“好教徒”的百分数比天主教徒多。事情也许是这样，也许不是这样。
无论如何事实始终是，不论教徒的质量如何，中国新教徒的社会地位和影响
与他们的天主教同胞一样，几乎总是很低的。在明治时代的日本，皈依新教
者有百分之三十是武士出身，基督教徒在该国的精神生活中起着最主要的作
用；反之，中国的有教养的教徒的人数却是微不足道的。象日本基督教教育
家新岛让（1843—1890年）或“无教会”运动创始人内村鉴三（1861—1930
年）那种有才干的宗教领袖，在中国任何地方也是找不到的。①
当然，出现这种情况并不是由于新教传教士对此问题关心不够。有些传
教士，例如李提摩太（1845—1919年）、丁韪良（1827—1916年）和尚贤堂
②
创始人李佳白 （1857—1927年） ，都曾特别强调要深入到有教养的名流中
去，许多新教徒利用科举赶考的机会散发基督教的宗教书籍。然而，在向举
子散发宗教书籍时，传教士没有挨打受伤便是万幸；他们在上流社会活动
时，最终能向中国名流显要宣示的思想，其内容多是世俗之言，而非宗教之
①
言。丁韪良的宗教的讲词在日本的影响远远超过在中国的影响。很多中国受
教育者对基督教反应冷淡，其原因很复杂。它首先必然与旧制度的性质有关，
也和与传教活动互相影响的特殊方式有关。
① 关于明治时代日本的新教，见托马斯：《新教在日本的开始》；沙依内：《明治时代日本的基督教皈依
者和社会抗议》。据赖德烈说：“到1897 年，中国新教基督徒中没有产生重要的著作”，见《基督教在华
传教史》，第434 页。
② 关于李提摩太的策略，见保罗·科恩：《戴德生和李提摩太的传教方法》，载《中国论文集》，第11 期
（1957 年），第43—52 页；关于丁韪良，见彼得·杜斯：《丁韪良的生平和工作》，同上，第10 期（1956
年），第97—127 页（此文重载于刘广京编的《在华的美国传教士：哈佛大学讨论会文集》，第11—41 页）；
李佳白在《传教士对中国上层阶级的责任感》一文中清楚地说明了他的方法，载《中国记事者和传教士杂
志》，第19 期 （1888 年），第358—364、397—402、465—472 页。
① 丁韪良的《天道溯原》（三卷）由中村正直译成日文，日译本印行了多版，仍叫《天道溯原》。丁韪良
在书中把孔子学说说成基督教的先驱，利用儒家术语来介绍这种西方宗教。日本的许多儒者因读了此书被
感悟而接受基督教。见托马斯：《新教在日本的开始》，第194 页；沙依内：《明治时代日本的基督教皈
依者和社会抗议》，第62 页；以及海老泽有道（音）编：《基督教在日本：日文和中文史料目录》，第一
部分 （1543—1858 年）第114—1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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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教事业和旧制度
一种外国宗教要在任何社会中取得进展，它必须适应该社会成员的需
要。它怎样适应 （如果它要适应的话）和对谁适应，这是一些异常困难的问
题，对它们的解答要看下列因素如何而定：新宗教的教义和习俗相对来说是
否格格不入；它出现时的历史环境如何；宣传它的方式如何；是否出现了堪
与匹敌的其他新宗教；以及社会上被疏远的分子占多大的优势（新的宗教为
这些人提供了摆脱痛苦的道路或使之起来造反的精神…心理上的力量）。
十九世纪中叶，太平军叛乱可能是在中国促使人们广泛接受某种形式基
督教的一种因素。但是，太平军以失败告终，而在镇压他们的过程中激发起
来的正统派热情使得后来西方宗教要在中国深深扎下根来就更加困难了。中
国有了基督教信徒。但是如上所述，他们从来人数不多，也几乎只限于贫苦
的农民和市民、犯 罪分子和其它声名狼藉的人、以及通商口岸上弄得贫无立
锥之地的人。对于大多数与现状仍然象鱼水一样和谐的中国人来说，基督教
不仅缺乏号召力，也好象是一种明显的威胁。在各个社会阶级中间，消极的
和积极的抵制都大量存在。
过去的遗产：把基督教当作异端
抵制的原因很多。中国学者对本国近代史往往表现得感情激动，他们有
一种可理解的倾向，即把责任不是归因于基督教教义和儒家学说之间的差
异，或者鸦片战争以前中国人态度的传统，而是归因于一个作者称之为“传
①
教加条约”的破坏性。始终存在的乖戾的仇外心理是这些学者感到难以自圆
其说的客观实际。不过，他们可以轻易地把这种心理视作爱国主义的愤慨情
绪 （十九和二十世纪的产物）。因此，中国人敌视基督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