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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还没有完全汉化，所以能在清宫使用耶稣会教士做顾问，并且认为只要在
外交上合算，就可便宜行事，与俄国人在平等地位上打交道。
雍正皇帝继续加强了君权。1729年他建立了一个新的更加得心应手的行
政机构——军机处，同时发展了密折制度，这使他能够和整个政府中挑选出
来的官吏保持直接联系。他的继承者乾隆皇帝保持了国内和平，但却屡次在
帝国的边境地区用兵。他的十全武功中有两次是镇压四川的叛乱者（1747—
1749年，1771— 1776年），一次是对缅甸、但最后又从那里撤出的远征（1766
—1770年），另一次是对越南北部、但也很快从那里撤出的远征（1788—1790
年），还有一次是镇压台湾叛乱的远征（1787—1788年）。然而，乾隆的主
要武功是在亚洲腹地，他的军队在十八世纪五十年代在那里歼灭了西部蒙古
人，到1760年又攻占了塔里木盆地。同时，清廷于1720年、1727—1728年
和 1750年派遣远征军进入拉萨，利用喇嘛教来间接控制蒙古。1790—1792
年两次对尼泊尔廓尔喀人的远征使得对西藏的用兵最后得到成功。在所有这
些战役中，满洲的旗兵表现了英勇气概，他们的将帅得到了很高的荣誉和优
厚的犒赏。
表面上看，清朝的统治到十八世纪晚期正处于空前的鼎盛时期。但是到
十九世纪中期，它就证明是一个躯壳中空的巨人。为了正确理解这一突然中
落的巨变，我们的研究必须从被忽视的北京观点开始，把清帝国看作是一个
整体。只有用这个不一般的研究方法：才能说明到1800年时亚洲腹地在清朝
战略思想中的突出地位。
（黄乘矩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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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1800年前后清代的亚洲腹地
清帝国在亚洲腹地
十八世纪发生了三个决定中国此后历史命运的变化。最为学术界注意的
是欧洲人的到来，并牢牢地在这里扎下了根。不过从长远观点来看，另外两
个变化可能具有更重大的意义。其一是中华帝国的领土扩大了一倍。其二是
中国汉人人口增加了一倍。这三个因素的相互作用，便决定了近代中国历史
的方向。
到了十九世纪初年，中国主权的有效控制范围比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
大，中国正处于政治、经济和文化都开始发生质变的阶段。这种质变通常被
看做是“现代化”，这不仅是受到欧洲文明的直接或间接影响的结果，而且
是中国内部社会演化的结果。中国人口和领土的增大所造成的它本身社会经
济的发展过程，其力量不在外来压力之下，它们决定了中国向现代转变——
这种转变至今仍在继续中——的基础。
在1800年以前，清代历史的焦点集中在亚洲腹地，即集中在它的征服，
它的政治活动，以及一个幅员辽阔而文化迥异的地区被一个单一的、不断汉
化的中华帝国所吞并和消化的过程。在 1800年以后，重心开始转向中国本土
和沿海。清代的亚洲腹地在十九世纪开始慢慢地被吸收入扩张中的中国版
图，并且开始受到汉族文化的影响。但是直到十九世纪六十和七十年代穆斯
林变 乱期间中俄在此互相交锋的时候，这个地区才开始向现代转变。
足足相当于今日中国疆域一半的清代亚洲腹地，尽管幅员广大、资源丰
富和有着多种多样的文化，历史学家都令人惊讶地很少给予注意。就对外关
系而言，直到本书撰写时为止，还没有一本书根据十九世纪清代政策和英俄
①
角逐的背景来论述清代亚洲腹地的历史。就中国的本国史而言，也没有人研
究领土扩张对中国本土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等历史所产生的影响。这样的工
作还有待今后来完成，因为本书的有关章节仅限于概述1800年到中国西北本
部和新疆穆斯林大叛乱前夕的清代边疆史。在这几次叛乱以后，满、蒙、新
疆和西藏都开始发生巨变，清属亚洲腹地的历史才真正具有现代的面貌。本
章对于所论到的地区并不是无所侧重，论述最充分的是新疆，这是因为它的
文化的复杂性和叛逆态度，也因为至今还没有一本令人满意的新疆史可供英
语读者使用。西藏虽然同样复杂，但是它的历史和文化已经有了很好的可读
之书，所以写来无妨从简。②
从长远的历史后果看，十七、十八世纪清军进入亚洲腹地意味着汉族的
影响、文化和人口都有所扩展。这并不是满人的本意。清王朝需要充分利用
汉人的才干，尤其是在帝国的非汉族地域需要鼓励汉人向亚洲腹地边境移
① 参见入江启四郎：《中国边疆和英俄角逐》；费正清编：《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克拉布：《中国和
俄国的“大赌博”》；拉乌尔：《中亚的政治》；罗萨比：《1368 年迄今的中国和亚洲腹地》。
② 最近出版的书有卡拉斯科：《西藏的土地和政体》（我认为此书对写这一章非常有用）；拉姆：《不列
颠与中国的中亚：1767—1905 年通往拉萨之路》；黎吉生：《西藏简史》；涂奇：《雪山之国西藏》（德
赖弗英译）；夏格巴： 《西藏政治史》；斯内尔格罗夫和黎吉生：《西藏文化史》；石太安：《西藏的文
明》（德赖弗英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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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可是，清政府直至十九世纪才模糊地和迟迟地意识到这种需要，而这时
要在新疆和满洲充 分扩展清朝的版图就为时太晚了。尽管清政府在十八世纪
努力防范汉人扩展，但汉人还是扩展了。不过，为中国亚洲腹地边疆的汉化
打下基础的还是满人。对这一汉化过程很难进行深入的研究，可能今天也还
是这样，因为文献不足。满族各部、蒙古人、西藏人和说突厥语的穆斯林以
及所有旗人，在清帝国内都是没有纳税记录的。
尽管有相当多的汉人向满洲、内蒙部分地区、青海和新疆北部移民，但
是政府的基本政策是汉人应留在中国本土。清朝从不委派一般非在旗的汉人
到亚洲腹地为官。那里是旗人的天下。在1800年，亚洲腹地包括四个主要地
区，即满洲、蒙古、新疆和西藏。各地均由清军戍守，但是却由不同种类的
行政机构进行治理。满洲分为三省。蒙古虽然被分为许多小块，并且处于严
格控制之下，但是与其原有的行政仍有许多相似之处。新疆由伊犁将军统辖，
但在地方一级，土酋和土官吏仍拥有不同程度的权力。西藏则处于分割状态。
它的本土保留着完全是本地人的政府；但东北部（青海）直接向清政府纳税，
归西宁办事大臣管辖；极东部（康区东部）也要向清政府直接纳税，归四川
省当局管辖。
从理论上说，至少清政府希望它的亚洲腹地的属地（蒙古、新疆和西藏）
和东北各省 （奉天、吉林、黑龙江）能够自给自足。各该地政府都被要求在
当地征收足够的赋税以满足自己的行政费用。但是除了蒙古和奉天之外，基
本上都没有做到这一点。尤其是在新疆，维持帝国统治所需要的军费必然要
大大超过它的税收能力。
管理蒙古、新疆、西藏这些清属亚洲腹地来清京朝贡的藩属的事务，以
及管理与清帝国境外亚洲腹地的各国的关系，则由北京的理藩院负责。清帝
国境外极西部的尼泊尔（在印度统治之下）和乾竺特（罕萨和那噶尔，其居
民为七什叶派穆斯林，称伊斯迈依勒）直接向清朝进贡，而拉达克、锡金和
不丹则是西藏的 附属国，与清帝国没有直接联系。巴尔提商人在新疆和西藏
的市场经商，但是清朝只把巴尔提斯坦看作是一个并不存在的所谓博洛尔国
①
（此为吉尔吉特古称，清代所谓博洛尔主要指巴尔提斯坦）的一部分，所以
同巴尔提的统治者没有建立稳定关系。在喜马拉雅山南是印度各邦和英属东
印度公司：当十八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