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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挑战的角度讲，未来中国与美国代理人的战争，是一场只能胜不能败的战争。与上世纪末的中日战争一样，中国一旦战败，就会由此引发国内政治动乱、继而国家分裂和西方“文明国家”进入中国进行所谓的“国际调停”；届时，中国政府还得象今日南斯拉夫一样，被迫以吸引“投资”的“文明”形式，向打击和肢解中国的强盗们进行变相“赔偿”。
从机遇的角度看，我们应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即那些浮在中国东部及东南海面上的美国盟国，都是离中国很近的国家或地区。这使中国得以避免远洋作战（目前还不是中国海军的强项），近海作战对目前中国而言已是可为之事；同时，由于这些国家和地区缺乏最起码的本土纵深作战的地缘条件，因此，其最致命的弱点，同时也是他们军事作战必须绝对避免的，是使战场伸入到本国（地区）境内（本世纪初日本政治家对此认识得最清楚，正因此他们才先发制人，把战场直接引向中国境内），而这在海空运输力及导弹打击力已高度发展的今天，如果没有特殊的抵抗力量，横在中国东部及东南一带与中国作对的国家和地区，是很难避免战火在其本国（地区）境内燃烧的后果的。
另外，只要看一下地图，就不难发现，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版图与中国比，处于绝对的劣势。因此，等量打击（包括核打击），对中国而言，只是部分地区的破坏，但对这些国家和地区来说，那就是国家和地区的整体毁灭。因此，这些国家和地区在发动战争前的心理压力要比中国大得多。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没有这些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参加，如果中国不向美国全面挑战，美国是不会单方面向中国宣战的，但如果东亚这些国家和地区不管是直接还是间接，也不管在战时为与我作战的国家提供后勤还是前线“服务”，那中国就应视其为对华宣战。届时，这场战争，在中国方面看来，就应当是一场无边界的战争。如果日本依据所谓“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相关法案在战时为与中国作战的国家提供物资劳务，中国就应视其为对华宣战行为，那么，届时的战场就不应再是中国的南京，而是日本的东京。只要将战场引入这些敢与中国宣战的小国境内，它们支撑战争的能力就会大为下降，因为它们根本就没有进行持久战的地理条件。
1999年，中国已走到历史的十字路口。在这一年中，美国导弹袭击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日本在法律上正在打开通向军事强国的道路；台湾国民党已将李登辉“特殊的两国论”载入十五全政策文件；菲律宾政府已扩大了拟议中的修宪计划，准备将菲律宾对中国南沙群岛主权的无理要求纳入宪法。现实告诉我们：历史留给中国和平发展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如果我们还不能从现实已不存在的“和平与发展”的海市蜃楼中惊醒，还想以东郭先生的善良期盼李登辉及其盟友回心转意，那等待我们的前景将是非常危险的。相反，如果我们对现实有一个清醒的判断，学习早期美国，强行冲出霸权，如此小平同志为我们制定的下世纪的国家发展目标就有可能实现。
原载《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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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军事技术革命与中国未来安全
就在科索沃战争结局尚未揭晓的时候，有人把它与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进行比较，并乐观地预言，美国正在面临越战式的灾难。战争结果却出乎其实不难的预料。要解释这一结局，首先得了解由经济革命引起的战争模式演变的历史。
人类的经济活动在古代主要是以自给自足为目的的农业活动，而满足这一经济目的的首要条件是人力和土地。自给自足的经济目的，使那时人类的经济活动具有排斥科学技术——这就是中国四大发明反被近代西方广泛应用的原因——的特性，与此相应，那时的军事手段多表现为人的自然力量即“十八般武艺”及其辅助手段即冷兵器所谓“刀枪棍棒”的娴熟应用；军事攻击的目标则更多地体现在对攻击国的生存条件，同时也是体现国家权力那时还没有“主权”概念的基础即土地和人口的强力占有。这样便产生了以攻占和保卫国土而不是海上要塞为目标的陆权国防理论，人力和陆战所需的步兵便成了那时军事活动胜利与否的基本条件。中国、印度、埃及、巴比伦等都是远古多极化文明发展进程中出现的强大国家，究其原因不外乎它们在上述条件中占有最为优越的地位。
古希腊是一个例外，雅典城邦因其靠海和多山，便发展出世界最早的海上贸易和海军，但由于它过于接近以农业见长的斯巴达城邦，这使得雅典——这枝人类古代文明中最早出现的商品经济而不是“商业经济”之花，被斯巴达的强大的陆军踩碎了。
由于地理环境的缘故，中国的情况虽有点特别，但包括中国在内的中世纪强国——这种强大同时也限制了其自身进步因素的发展，特别是科学技术因素的发展——到近代都因固步自封而落后了。这使得远离大陆的岛国，特别是英国和日本，因没有陆权大国外力入侵，自然而然地发展出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17世纪英国工业使人类经济活动的目的从使用价值转向价值。利润，而不是自给自足式的消费，这成了经济活动的绝对目的。这样便发展出由经济扩张必然产生的世界贸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保护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条件之一，是要有一个保障经济扩张所必需的安全的海上贸易线。这样便产生了以远程海军为主要作战手段，以控制海上要塞为军事目标的海权国防理论。这种理论的特点，是使国家防卫概念从中世纪以保卫生存条件为基本内容，转化为近代以保卫发展条件为基本内容，从本土防卫转化为海上防卫。把战场推向敌国边界是海权国防观念的重要特征。而蒸汽机及由此产生的远程航海作战技术的出现，又使这种国防观念得以实现。蒸汽机使西方海军作战有了比东方陆军更为机动的从敌国海岸任意一点实施军事切入的攻击能力，而火炮在海战中的大规模运用又使海军有了海上远距离打击敌国的军事优势。海上机动性和远距离打击能力使东方陆军及其作为主要作战手段的冷兵器失去了优势。新的军事作战方式的变革，使英国及其他西方国家在东方战场上获取了包括鸦片战争在内的一系列胜利。这种胜利在中国引发了一系列领土危机，使中国在危机中丧失了部分主权。就在中国版图即将被西方列强肢解之际，欧洲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场战争转移了西方政治家的精力，这不仅使中国侥幸避免了被分裂的命运，而且还使中国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出现的和平发展的间隙，得以发展出中国的民族工业和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以及旨在完成中国统一的北伐战争的胜利。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斯大林抓住了为时不长的和平与发展的机会，使苏联迅速从经济和军事上崛起，而此时的中国则因国内战争失去了这次难得的发展经济的历史机遇。1931年日本在中国东北发动“九一八事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