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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拉贝于一八八二年十一月出生于德国汉堡，一九○八年来到中国，在此后的三十年中，除了中间一次短暂中断外，他一直在中国工作。一九三四年他在南京建立了一所德国学校，他必须得到德国政府和一九三三年起执政的国社党（纳粹）的批准，为此他参加了国社党。二战后，盟国肃清纳粹法庭认为，当时在中国的德国人并不了解国社党的罪恶目的和行径，并且考虑到拉贝在南京建立安全区的人道主义行为，认定拉贝为非纳粹分子。
拉贝于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二日奉调离开南京，四月十三日抵达德国慕尼黑。他在德国多次作报告和放映影片，揭露日军的暴行。不久，即被逮捕。他的日记和影片被扣留，后交还日记，影片仍被没收。从此他和全家人受到迫害，被关进集中营，受酷刑，直到一九四五年纳粹投降才获释放。战后他们一家人生活曾十分困难。一九四八年南京人民获悉他的情况后，纷纷捐钱捐物寄给他，以表达对他昔日义举的感激之情。一九五○年一月这位可敬的德国人去世，享年六十七岁。一九九六年，他的墓碑迁到南京，供中国人民永远纪念。一九九六年十二月，拉贝的外孙女乌尔苏拉·赖因哈特夫人在纽约公布《拉贝日记》。此书的德、中、英、日文版于一九九七年分别在世界各地出版，成为研究和认识日军南京大屠杀的重要证据和史料。
追忆顾准——赵人伟访谈录
？ 丁 东
经济学家赵人伟先生是顾准生前好友，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去年岁末，他向笔者追忆了与顾准的交往——
一九五七年，我从北大毕业后到经济所工作，当时正是“反右”高潮。经济所在批“右派”的过程中涉及到了顾准。顾准当时的编制并不在经济所，而在综考会，他在那里被划成右派，准备下放劳动了。只是因为《经济研究》杂志发了那篇文章受到批判（那篇文章的题目是《试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载《经济研究》1957年第二期，并见《顾准文集》第11页至61页》）。我刚来就碰到这样一个场面。
我跟顾准开始接触是在六十年代初，他从农村回到北京，到了经济所，在三里河的经委大楼里，我们一起共事好几年，经常聊聊天。由于困难时期过后不久，又强调阶级斗争，所以跟他个别交流思想不多。经济所一九六四年十月开始搞四清运动，批判孙冶方，顾准也重新被揪出来批判。
我真正跟他接触较多的是在干校后期。林彪事件以后，整个干校不那么紧张了。当时我们住在明港，我经常跟他聊天。我觉得他很有学问。当时大家学点英语，讨论一些问题，我有时就向他请教。
一九七二年的夏天，我们回到北京。他住学部大院，我在三里河，一个礼拜去单位碰头两次。当时我是从两个方面向他学习。第一个方面是学英语，尼克松访华后掀起了英语热；第二个方面是向他学经济。尽管当时还没有提出经济改革，但自己不满足于当时的水平，想学习些新的东西，所以我在这两个领域经常请教他。在向他学习的人当中，吴敬琏向他请教最多，周叔莲、张纯音、张曙光、林青松等人也向他请教。由于子女都不肯见他，我们这些人经常向他求教，对他来说也是一种安慰吧。
在向他请教的过程中，我感到他作为一个学者非常了不起，知识面非常广。“批林批孔”开始后，他把我手中藏有的《诸子集成》中的有关部分借去看，跟我谈起他的感想。他说：“老赵，可惜时间都耽误掉了，如果能够静下心来，我拿三个博士是没有问题的。”这三个博士，第一是经济学博士，第二是历史学博士，第三是数学博士。他说：“我年轻的时候，在潘序伦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实际上还谈不上高等数学，真正搞高等数学，还是在我‘三反’‘五反’中被罢了官以后。从那时起，把高等数学差不多学了一遍。”我很惊讶，他当过“大官”，被贬下来成了“右派”，还把高等数学弄会了。当时他已经人到中年，学高等数学是很不容易的，到了这个年龄尤其不容易。后来我到了英国，曾拿来英文本的高等数学看，但很难静下心来做题。数学光看不动手是不行的，就像看电影不见得能写电影剧本、会看小说不一定能写小说一样。看懂了数学题，不见得能够做出来，这些东西都是练出来的。
顾准没有上过正规大学，在上海起步，完全是自学出来的，在学问上达到了决非一般人所能达到的水准，正如培根讲的那样，“百分之一的灵感，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在英文中，灵感叫作inspiration，汗水叫作perspiration，正好押韵。顾准两方面都具备，就是中国人讲的天才加勤奋。培根讲的灵感也可以叫做悟性，悟性加勤奋，顾准在这两个方面都是超常的。
当时因为要学英文，他布置给我一些文章来翻译。我记得他从美国《经济评论》上选了鲍尔丁的一篇题为《作为道德科学的经济学》的文章，我啃了一两个礼拜啃不下来。过去在大学里，虽然教我们的很多教授都是英美名牌大学毕业的，如陈岱孙是哈佛的，徐毓丹是剑桥的，但他们讲的与美国当代的经济学接不上茬，主要是因为当时只能按苏联的教材讲课。另外，美国《经济评论》是第一流杂志，他选的是最新的探索性的文章，我翻了几段，他看后说：“程度还是不够。”我自己又选了些不太难的文章，翻完之后请他看。他看了后说：“这还差不多。”后来我又翻了几篇文章给他。当时他在北京的处境是很艰难的。但我把文章给他，他马上就看，并且在旁边用红笔改了很多，还批上这个问题怎么翻译比较好，那个问题值得推敲之类，改得非常好。他自己正在写作，应该很忙，虽然当时还没有确诊是癌症，身体已经不太好了。但对比他年轻的人去求教，指导得非常认真。没有人规定他必须这样做，也没有任何报酬，无非是大家自发地向他学习一点东西。他教我们教得很细，我们这些人对他完全是出于自发的尊敬。每当我们向他求教，他总是毫无条件地帮助大家，这是一种完全没有商业关系的利他主义，完全是友谊的体现。我是非常感动的。
作为学者，我认为他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独立思考，自由探索。天才加勤奋固然很重要，但光有这些是不够的。独立思考，自由探索，对于一个搞学问的人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这在顾准身上体现得非常突出。他从不人云亦云。科学要发展，如果人云亦云，就不需要你去吃这碗饭了。我认为，他在学术上，从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直到七十年代去世，一直走在中国经济学界的前沿。人们说孙冶方是经济改革之父，但顾准是孙冶方的高参，这一点也是大家公认的。孙冶方一九八三年去世。据说他的晚年也曾经考虑到市场价格，对市场化改革有想法。当时我在英国进修，是他推荐我去英国的。一九八四年我回来时，他已经去世了，遗憾的是他去世之前，我没能见到他。从他们两位的思想体系来讲，应该说顾准是早就有真正的市场机制的思想，而孙冶方的生产价格还是计划生产价格。当然他们的共同点是都要改变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都要讲效益，都要讲利润，这是一致的。真正的市场机制的思想，顾准早就有了，而孙冶方，看来还需要有一个突破才能达到这个境界。我不想贬低孙冶方，他也很了不起，而且从批评传统体制的弊病这方面看，孙冶方做的工作比顾准要多。但是要从经济学的思想境界和理论境界来讲，应该说顾准处于更前沿的位置。对顾准这种努力探索的精神，以及他在国内经济学界的地位，应该加以高度的评价。我跟朋友们聊天时也说过，如果顾准没有去世，他今年也不过八十二岁。八十二岁在今天不足为奇。可以设想他在这十八九年的改革中会扮演什么角色。我想，他一定是中国经济改革的热心鼓吹者和推动者。但是不是因此而会再次受到批判，也很难说。顾准作为一个学者，在经济学思想方面，第一点是天才加勤奋；第二点是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