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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清军的武力镇压，在朝代更迭的变乱之中，作为知识阶层的文化精英们的表现，整体上看却不尽如人意。一方面是顾炎武、归庄、黄宗羲、陈子龙、刘宗周等人的誓死抗清，另一方面是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江左三大家”等人的先后降清，为虎作伥，还有张岱、余怀等人的遁迹江湖。这些明末的知名人士的气节和操守，在社会政治局面发生裂变的情况下有了明显的分野，他们的价值取向和人生目标迥然不同，连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妓女，包括秦淮河上的八艳，也明白了个中的底细。
明末士子的变节，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和个体人格的差异。
晚明时期，“桃花扇底送南朝”，已是人所皆知的社会溃疡，一个近300年的朝代的灭亡，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从这儿发端的。这句话说得并不刻薄。
晚明士大夫知识分子，总体上说是一个极其堕落的文化群体，他们一方面追求功名，一方面沉湎于声色犬马之中，在苏州七里山塘和南京夫子庙秦淮河畔，追欢买笑，与杨涟、顾宪成、高攀龙等人“批鳞捋须，百折不回，取次拜杖阙下，血肉狼籍，而甘之如饴”的气节，聚会于无锡东林书院，既认真读书，又抨击时弊的忧国忧民的政治态度相比，不啻相差十万八千里。这些清流以道德、名节相标榜，如陈定生、侯方域、方以智、冒襄所谓四公子，政治上反对阉党，针砭时弊，不乏激扬文字，在生活上却是征歌逐妓，迷恋声色，流连风月。这种社会奢侈、糜费，纳妾蓄妓的溃疡，在士大夫中间蔓延得很快。生活上的放纵，最终导致政治上的投机、失足，这是外在生活方式和内在道德准则互为影响的人格缺失的表现。
东林党人在崇祯初年得以平反后，复社继起，投归门下的士子各有各的价值标准和人格操守，一时鱼龙混杂。“人各有志”这句话，道出了同一阶层的人的不同的价值利益取向。对于清廷的高压，复社中坚分子吴应箕、陈子龙等人奋起武装抗清；一部分如张岱、余怀等人隐于江湖，他们过多地沉湎于往日的生活当中而无以自拔，与其事奉新朝不如著书立说，无羁无绊更好；另有一批人却纷纷变节。在清廷随后采用软的一手，开科取士后，原本还有些犹豫的士子便再也抗拒不了诱惑，耐不住寂寞，争相投怀送抱，成为清王朝的臣僚。因为金榜题名、封妻荫子，就是他们人生的终极目标，是他们生活的全部内容。他们原先聚集在复社的大旗下，是因为既可以在功名的追求上有实际的好处，又可以在浮华奢侈的社会活动中浪得虚名，这些在红尘中视名利为生命的人，在社会激剧变化中，是不可能固守节操的。
在中国的封建社会，没有经过重大政治考验和残酷的人生经历，是无法检验一个士子的真正品格和操守的。
一、 顾炎武
在明清易帜的特定时期的士子中，顾炎武是一位突出的人物。他年少的时候就参加了太仓人张溥、张采领导的复社，投入到反对宦官权贵的政治活动中去，对于江南士子的醉生梦死，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是“梁陈诸帝之遗风也”。遗风泛滥的结果，自然是士风日下。
昆山遭清兵屠戮时，32岁的顾炎武和他同年出生的要好的朋友归庄，在大雨中逃脱。然而顾炎武的两个叔叔未能幸免，生母何氏被清兵砍断了右臂。嗣母王氏是常熟人，听说常熟被清兵攻破，于是绝食半月而死，临终时对顾炎武说：“我虽妇人，身受国恩，与国俱亡，义也。汝无为异国臣子，无负世世国恩，无忘先祖遗训，则吾可以瞑目于地下。”顾炎武的“同乡同学同心”的归庄的两个嫂子及其子女死于城中，他目睹这场“弃华变夷”的社会剧变，认为苟活不如死，于是穿上和尚服，号普明头陀，亡命出走。
顾炎武以自己的行动证明忠于自己的政治信仰，入清不仕，是他自觉的而不是被迫的人生选择。他曾被明王朝诏用为兵部司务，率众抗清，三四年不剃发，不改装，隐居在太湖山区读书，其后他又一次参加武装抗清。对于一个读书人来说，在社稷存亡的关口，以积极的行动投身到国仇家恨的血与火的斗争中去，是要有“死不足惜”的大义凛然的无私无畏的崇高精神的，是慷慨激励的终极价值的赴死追问。
顺治十二年，顾炎武43岁时遭遇了一次欺凌陷害。这年元旦他四谒孝陵，由金陵回到昆山不久，当地降清劣绅叶方恒为侵吞顾家财产，勾结顾家世仆陆恩诬告顾炎武“通海”（即联络在海外抗清的郑成功），欲置顾炎武于死地。顾炎武怒杀陆恩，被叶方恒告到官府，身陷囹圄。后经好友归庄多人奔走营救，得以出狱，却又被叶方恒纠集的暴徒殴打致伤。为此，他决心离开昆山走向北方，这时他已45岁了，元旦这一天他再一次赴金陵拜谒孝陵，返回昆山后，同人饯别，以两马两骡驮着书籍，开始艰苦颠簸的流浪生涯，行历山东、山西、河北、陕西等省，数度在北京昌平天寿山恭谒明十三陵。49岁时曾短暂回过吴门，去绍兴谒禹陵，旋又北上，直到去世。
他排斥现政权，对自己所处的文化环境深感失望。环顾自己的亲朋文友，死的死伤的伤，变节投降的、埋名他乡的、热衷功名的，各行其道，分道扬镳，还有恶绅当道的现实，使他的生命价值无法得到实现。这是一种文化和精神价值的失落，前途和尊严的失落，希望和理想的失落。与其在这样的状况中窒息自己，困顿自己，不如“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去寻求更深更广的适合自己生存的空间，探求更深更广的文化作为和贡献。这样做，生活也许艰苦，颠沛流离，但是能有尊严地生活着，保持独立的人格而不受污染和伤害。
顾炎武的选择是正确的。
“亭林先生自少至老，手不释书，出门则以一羸二马，捆书自随。遇边塞亭障，呼老兵诣道边酒垆，对坐痛饮，咨其风土，考其区域。若与平生所闻不合，发书详正，必无所疑乃已。马上无事，辄据鞍默诵诸经注疏，遇故友若不相识，或颠坠崖谷，亦无悔也。精勤至此，宜所诣渊涵博大，莫与抗衡与。”这是陈康祺《郎潜纪闻》中的记述，顾炎武在流浪中找到了自己，认真刻苦的态度，使他终于成为一代大学者。顾炎武的不屈不挠的精神，在那个逐渐稳定的社会现实环境中，皈依到汉文化的发扬光大之中。文化，实在是最具生命力和同化力量的民族生存、繁衍、昌盛的根本。
自顺治八年至金陵初次拜谒明太祖的孝陵后，他先后十次在钟山脚下跪拜明代开国皇帝的陵寝，在北方拜谒十三陵，特别是明代最后一位皇帝朱由检的思陵。顾炎武在这儿，用这种行为方式，坚定并磨砺自己的反清复明的意志。他牢记母亲的临终遗言，拒绝征召，也不接受康熙的招抚去参修明史。他在自己的心中永远地拒绝这个虽已成气候的异族政权。
几十年的异乡流浪，目睹了更多的社会现实，当然也看到了康熙一朝社会渐渐复苏，新的政治及文化体制重建的实际，顾炎武在《日知录》里，思想已经有了一个飞跃的认识，把天下和国家的概念搞明白了。“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这就是后来被人称之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口号由来。他认为天下和国家不是一个概念。亡国和亡天下是不同的，亡国只是易姓改号、改朝换代，这是君臣和肉食者关心的问题；而无君无父，败义伤教，即伦理道德的沦丧，属亡天下。他更为注重的是天下，亡天下是比亡国更为可怕的事。国家是个形式，更重要的是支撑社会的道德、信念和是非准则，而这些意识形态的东西，是每个人都应该关注并投入的。这个思想，是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