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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哲学在看到科学的凯旋后也试图把自己“改造”成普遍意义的非个人化的严格的科学，有代表性的是胡塞尔的努力。他试图用他的现象学方法把哲学改造成科学，但在他生前他还是宣布了他努力的破产。此外还有语言学家的努力，哲学家一时间都成了语言学研究者的原因是哲学家不满意哲学的“不科学”而欲达科学，他们追究哲学之不能科学化的原因是哲学概念的模糊、不清晰，于是想把哲学语言“改造”成严格逻辑化的语言，为此每个词都需要经过严格定义。可是，波普儿认为，语言学家们努力失败的原因在于——无法实现每个词都经过严格定义而不导致循环定义，因为既然语言学家们认为哲学的每个词都不能不经过定义而自明。
过去我们常说某某哲学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或把某种哲学学说说成是“发现”了普遍的科学的真理。其实，哲学是不同于科学的，哲学总是一种个人化的意见，如果对世界有所“发现”的话，那一定是物理学而不是哲学。我们所说的“社会科学”其实不是一个严格的说法，我们不否认人们研究社会问题时借鉴科学方法是必然的，但必须知道“科学方法”与“科学”是两回事，一种学说不会因为引进科学方法就会成为科学。波普尔承认社会发展“趋势”的存在，但他否认所谓“社会发展规律”的存在。我们根据行星某一时刻（例如现在）的运行的参数（一定坐标系中的位置，运行的速度、方向）就可以准确地预言下一时刻（例如一百年或一千年以后）该行星的运行参数，我们说我们已经掌握了行星运行的规律。但社会发展没有这样意义上的规律，我们不能根据现代社会的社会状况预言一百年或一千年后的社会状况。就“社会状况”概念本身来讲，就根本没有物理学概念的单纯性，社会状况总是一种视角看到的社会状况，也不能说把社会各方面情况罗列得越详细“社会状况”就越明确。毋宁说严格意义的社会状况是没有的，我们根本就不能把社会状况的描述等同于行星的运行状况的描述。波普儿在《历史主义贫困论》一书中全面反驳了历史决定论者的各种思想及其变种，他指出了社会决定论者的预言必然影响到他的预言的结果，耶稣预言犹大出卖他正是导致犹大出卖他的原因，同样一个社会预言家（大部分历史主义者都自信有这本领）的预言必然对社会施加影响，例如，假如一种哲学认为未来社会是由两个阶层通过斗争而最终以一个阶层胜利而告终形成的“美好社会”，如果这种哲学被普遍接受就可能引发这种阶层的斗争。而这种情况是与历史主义决定论者宣称的他的预言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相矛盾的。预言如果是客观的，就不该参与预言结果。行星的运行绝不会因为科学家的预言而改变运动轨迹的丝毫。
我们常常听到呼唤“科学精神”的声音，但什么是科学却应该是最需要追问的。我们也常常听到有人把一种哲学学说当成“科学”，而对待这种所谓科学的态度竟然是与科学相背离的“信仰”。须知科学问题之为科学问题正在于其可证伪性，证伪了科学问题才是科学家对世界和人类的贡献。中国人如果把一种个人化的哲学观念当作科学去崇拜信仰，并把这种对哲学和科学的双重误解沾沾自喜的以为是掌握了通向真理的法门是无法对人类思想宝库有所贡献的。
当然，哲学并不会因为他不是科学而受到贬损，哲学问题不会因为无法逃离形而上学性而成为没有意义的假问题，哲学的整体性思维根植于我们人类的天性，只要我们人类存在哲学就不会被科学取代（或说哲学“改造”成科学）。
但对于中国文化的热爱者来言一个需要回答而没有回答的问题是——中国文化为什么没有能够产生出科学？（我们现代中国的科学思想都是学习西方的）这个问题的一个极端性子问题是——中国人对于科学问题是否有思维障碍。除去应用科学（应归类为技术），我们在近现代没有为科学贡献什么重要的问题。如果说中国文化偏重于形上学，除去古人的光荣，我们近现代没有什么重要的开风气的思想家，而西方哲学却流派分呈，思想大家不断出现，这是应该引起炎黄子孙深思的问题。
为分节号翻案
？ 张睿壮
在美国教书时，一次有个专修中国研究、经常阅读中国报刊的学生问我：“中国人怎么连阿拉伯数字的分节号都不知道用？……”言外之意似乎很难相信一个能放卫星的国家在数字表达上竟还如此落后。我听罢不禁摇头苦笑。我们落后的地方确实很多，但在分节号这个问题上带这顶帽子却冤得很，因为我们过去也曾先进过，只是后来一纸行政命令又把我们送回了落后的行列。
自打我上小学起，就学会了使用分节号：三位以上的数字从右边起每够三位就在第三位数字的左面加一分节号，如1；657；828。这样，从右边起第一个分节号左面的数字就是千位，第二个分节号左面是百万，第三个分节号左面是十亿，等等。这一标点符号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尤其在阅读多位数字时，根据分节号便能立即断定它的最高数位。常用的数字，多不过上亿，由两个分节号把九个数位分成三组，一目了然，读起来毫不费力。分节号的用法与英语民族的思维方式相吻合，因为它所断开的数位，恰好都是他们惯用的计数单位，如千
（thousand）、百万（million）、十亿（billion）
等。对于习惯以万、亿为计数单位的中国人来说，这一方法虽不如对英语民族来得方便，在读数时略加变通却也不失为一种便捷的辅助手段。
然而这分节号不知招谁惹谁了，忽然横遭取缔，一夜之间便从全中国的所有出版物上消失了。于是当人们在报上读到1990年中国人口为1160017381时，或在书中读到某官吏贪污公款人民币10147888元时，就只好借助手指的帮助（不然会看花了眼）去一位一位地数。即使在尾数为零或不求精确时可以用万或亿为单位将数字缩短，要读懂174600万这样的数字也并非易事：首先还是得一位一位地数出那数字的最高位为十万，然后才能读出“十七万四千六百万”来，但这种读法仍不符合我们中国人使用计数单位的习惯，还要经过再一次转换，变成“十七亿四千六百万”才便于理解。这样七转八转，既费神又耗时。作为对比，如果用分节号将该数表达为1；746；000；000，则只要记住（实际上看熟了根本用不着记，一眼就能认出）右起第三个分节号的左面是十亿位，就可立即将“十七亿四千六百万”一次读出。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