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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有侮辱的意思”，但仔细想想，也有道理，毕竟都是事实，毕竟“所谓国粹，没一件不与蛮人的文化恰合”，也就只好承受了，“实是别无办法”。
五
西方的中国形象塑造中国的中国形象，中国不仅接受了西方现代文明的世界观念，也接受了西方中心的世界秩序，这是话语在知识中行使权力的方式。承认中国停滞，是变法与革命的前提，也是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前提。然而，承认停滞，接受进步，以此为前提的中国现代化的文化建设，在观念上从一开始就陷入某种困境。表面上看，停滞／进步话语为中国的现代化提供了可发展的前景，但实际上，由于某种起点上的陷阱，可能的前景也会变成幻景。我们将从三个方面讨论停滞／进步话语为中国的现代化观念设置的本质困境。
一、中国接受了西方进步／进化的观念与西方的“停滞的文明”的中国形象，并将其作为整个现代化运动的精神起点。它所发动的新文化运动的文化自省与批判，从一开始就具有某种虚幻性。其观念基础不是建立在中国现实上，而是建立在西方的中国形象上。西方的中国形象是西方文化构筑的，其中包含着关于中国的某种程度上的真实再现，也包含着相当程度上带有虚构色彩的西方文化的自我表现内容。西方的中国形象是“西方之中国”，其隐喻性原则与其说明中国的真实，不如说明西方文化的真实。中国现代化运动中批判现实的文化革命，很可能批判的不是中国的现实，而是西方的中国形象为中国假定的现实。这样，文化批判的真实性基础被暗中置换了，其指导下的社会革命也有可能失去其现实基础。中国的精英总与中国的社会隔着一层，是因为他们的西方话语与中国真实隔着一层。这一陷阱除了使中国的思想游移于中国的真实之外，还使中国文化在重建主体性时失去主体性。中国建立在西方的中国形象上的文化批判，表面上在批判中国的现实，实际上却在批判西方文化的世界话语——秩序为中国在西方中心的世界文明秩序中规定的某种角色。表面上看中国在进行文化自我批判，实质上却是西方文化继续在批判中国文明。中国的文化批判者自以为自己是本土文化批判的主体，实际上由于整个话语是西方的，他们的主体性实际上是虚拟的，除非他放弃文化批判，否则只能用西方文化批判自身。中国文化自省中最强烈的言说掩盖着一种集体失语的过程。
二、接受了西方的“停滞的中国”的中国形象，也就接受了产生了该形象的整个话语系统及其规定的世界秩序，中国停滞，西方进步；中国代表过去，西方代表现在；西方是西方，中国是中国。话语秩序分配着世界秩序。一旦接受了进步／进化的话语秩序，也就接受了西方资本主义扩张与帝国主义秩序。而在这个秩序中，中国是被动的，劣势的，被否定的。接受进步／停滞话语，中国的现代化理念在起点上轻松，终点上并不轻松。因为这种话语规定了世界秩序的现实性，却没有明确超越这种秩序的可能性。对于西方文明冲击、征服东方文明，这种秩序是激进的，对于被冲击与征服的东方，则是宿命的。在启蒙主义中包含着这样的命题：东方的停滞是由于东方的专制，而东方的专制制度则是由东方的气候与地理环境决定的。自然环境不变，历史命运也不可逆转。当时流行的文化地理学假设，如果每个民族的地理条件不变而让世界历史重演一变，肯定还跟过去一样。从进步到进化，不过是将自然环境的宿命因素变成人种或种族特征。人种不改造，民族历史的命运也不可改变，而改造人种的方式实质上就是消灭这一人种，进化出一种新的人种。进步／进化话语带有残酷的宿命论色彩。中国接受了停滞的中国形象与进步／进化的文明秩序，可在这种文明秩序中，既包括超越停滞的激进因素，也包含着超越即消灭的宿命因素。中国的现代化在文化观念上不是在选择发展或灭亡，而是选择在停滞中灭亡或在发展中灭亡。中国可以进步或进化，但已经不是中国了，它将变成另一种文明甚至另一个人种。
三、停滞／进步话语及其规定的世界秩序是二元对立的，停滞与进步，过去与现在，中国与西方。中国必然在对立的二者之间进行选择，或停滞或进步，或过去或现在，或中国或西方。而选择中蕴含的二难境界，不在于选择停滞与进步，而在于一旦选择了停滞或进步，也就必须选择其他两种对立中的一项，或过去或现在，或中国或西方，因为这三组对立实际上是相关联而结为一体的。选择进步就等于选择现在，而现在与过去是对立的，所以就必然否定过去，于是传统与现代化在中国就成为一对难以调和的矛盾，相应的两种极端化态度——保守主义与虚无主义，分解了中国整个现代化运动。更危险的还在于下一个层次，选择了进步与现在，就选择了西方，如果进步的现代化运动最终是将中国变成西方，那么，针对西方文明提出的中国自强运动，结果岂不背离了初衷。中国是在西方的一系列打击与侮辱下开始自强奋进，先器物后制度后思想，从物质到精神，如果都将中国西方化了，那么中国自强的起点是中国的生存竞争与进化，终点则是中国的消亡。中国的现代化与西化包含着本质的同一性与本质的矛盾性。中国希望要现代化不要西化，可现代化本身就是西化，这是同一种文明类型在时间与空间上的界定。如果中国在实现现代化的同时彻底西化，自强的主体（中国）已经不存在了，自强作为手段，还有什么意义？中国作为一个文明主体，其认同方式首先是文化的，其次才是民族的，而且民族的认同是在文化中实现的，所谓中华民族在种族上是合混的，清晰的识别性在于共有的华夏文化。因此，“保种”与“保教”实际上是一回事。严复、康有为那一代人已意识到这种困境，只是激流之下，难以自持。
中国接受了西方进步／进化的观念与西方的“停滞的文明”的中国形象，并将其作为整个现代化运动的精神起点。它既为中国的现代化展示了某种光辉灿烂的前景，又为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埋伏下致命的文化陷阱。启蒙进步史观将中国固定在空间中，进步是西方的历史，停滞是东方宿命。社会进化论是西方帝国主义时代的意识形态，它设定的世界秩序是由种族的等级性秩序构成的，进化是其形式，竞争是其动力，优胜劣汰是其结局。社会进化论为革新者所用，对中国传统文化极具破坏力与革命性，然而，它也是一柄双刃剑，作为西方帝国主义时代的意识形态，社会进化论既给中国一种激进的社会革命力量，又从根本上否定了这种力量的历史作用。进化的主体是种族。作为种族，中国如果不自觉自强，就会被作为劣等民族淘汰，有“灭种”之灾。可是，在西方社会进化论的世界秩序中中华民族又被视为劣等民族，无法与西方优等民族并立争，注定要被淘汰。所以，社会达尔文主义对中国既是激进的，又是宿命的，它在现代化进程的起点上，为中国提供了自觉自强的力量与可能性；但在终点上，又设置了灾难性的结局。
以西方的中国形象作为中国文化批判与重建的起点，让人在希望中感到绝望。二十世纪初，改良激化为革命，暴动打破了政治上的停滞，帝制结束，共和开始，可鲁迅却发现，似乎最顽固的停滞寓于最剧烈的变革中，应验了黑格尔与马克思的预言，东方社会不管政治变动多么巨大，历史却没有进步。文化革命的困境几乎与政治革命的困境同时出现。
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在文化启蒙的起点上接受了停滞／进步话语，其中的背景与前景，问题与困境，也都在这个起点上设定了。中国变法自强，启蒙革命，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它要求独立而且与西方对立，但在文化观念上，却与西方同一。而且，二者之间，一方面分立一方面趋同的矛盾，不仅没有缓和，反而逐渐激化。现实是，现代的就是西方的；而中国追求的是，现代的但不是西方的。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在文化观念上陷入了两个相互关联的二难境界中，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或此或彼，而且中国的就是传统的，西方的就是现代的。
接受了西方进步／进化的历史哲学／意识形态，也就接受了停滞与进步。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二元对立，而且或此或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