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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启蒙思潮有偏激性
记者：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是我不能理解的。我们在大学读哲学时，教科书告诉我们：唯心主义是反动的、落后的、愚昧的哲学，并且往往是和宗教愚昧结合在一起的。
何新：这是一种偏见。唯心论是一种哲学学说，本身并不具有必然相关的政治属性（所谓〃反动〃或〃不反动〃）。 宗教也是唯心论的一种形态。但唯心论并不等于宗教。犹如细菌是生物的一种形态，但生物并不等于细菌。 16…17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和18世纪的法国启蒙思潮，反对天主教的政治文化，标志着欧洲思想的一次大解放，它直接为1789年的大革命作了意识形态准备。 任何革命往往都具有偏执化的片面性，启蒙思潮也如此。 但是，近代法国的激进思潮后来深刻影响了19、20世纪的俄国革命哲学、以及后来的中国革命哲学。 这种激进的反唯心主义、反宗教思潮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及发生作用是可以理解的，也具有促进时代精神从天主教统治下解放的进步意义。但在学术上启蒙思潮所提出的许多理论却是站不住脚的。
9、关于哲学的政治属性
记者：你是否同意这种说法：过于严密的意识形态控制最终会阻碍文化进步？
何新：我同意。意识形态是重要的国家政治工具。但是，对治国来说，没有思想自由和没有思想控制都不行。人类的新思想，是社会文化中发生突变的活跃基因。过度地抑制这种变异，就会阻碍文化和社会的进步。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还有一个社会组织的连续生存和稳定性的问题。这是一种精神性的免疫功能。要知道，恶性癌变也是一种基因突变。国家对于某些异端的政治和宗教思想加以控制是有必要的。否则一些意识形态的致癌基因就会发挥毒化社会机体的作用。例如〃法轮大法〃一类邪教。所以完全实行思想自由，不实施任何控制也不行。 毛泽东在《政治经济学读书批注》中曾讲过，在生物的进化中，一个因素是基因的变异，另一个因素是基因的遗传。遗传保持物种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变异、特别是创新机制的突变则提供物种创新的机会，使之达到进化和更高水平的生存适应。 思想的自由创新和社会控制，可以说正是社会组织、文化形态通过矛盾作用而协调互补的两种功能。 20世纪的中国是一个社会处在激烈变迁中的大变动时代。政治革命、文化革命、经济改革，导致社会的价值体系陷入持续不断的激烈动荡，一直没有稳定下来。我们当今的时代是价值崩解的时代。道术已为天下裂，学术已不能定于一尊。往日的宗教和学术权威不复存在，学界亦如流行文化界，只有明星（流星），没有恒星。正如康德所说：〃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批判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几乎一切传统价值和意识形态都受到了挑战和质疑。
记者：这里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关于哲学是否具有阶级性的问题。
何新：苏联斯大林时代和中国文革时代，对哲学作阶级性分类，实际是为了对思想意识形态进行政治分类。 这种对意识形态作阶级性的分类必然导致〃思想犯罪〃。
10、社会意识形态有功利性意涵
记者：那么您认为，哲学，以及意识形态的阶级性在客观上究竟是否存在？ 何新：这个问题的实质应该是：哲学以及一般意识形态，是否具有功利性？或者说，人们信仰一种哲学，一种意识形态，以及宣扬它，是否有功利性？还是单纯地为哲学而哲学，为学术而学术，只有纯学术的目的？
记者：我认为有两类人。一种人是有功利性动机的。另一种人热爱学术，以纯学术为目的。
何新：毛泽东说：在阶级社会中，一切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一切〃这两个字，未免过于绝对了。但现在有人们认为，人类社会中根本没有阶级存在，没有社会利益集团的存在，没有利益归属的差异，一切思想没有任何功利性，这也未免太荒谬。 在我们的生活现实中，经常可以看到，一个人主张什么，反对什么，坚持什么，后面常常隐藏着自身的或家族的或社群的功利性潜意识。 思想后面隐藏着利益和价值的判断和选择。这一点是毫无疑义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判断和选择，所涉及的利益群体范围，远远超越了个人私生活的领域。社会性意识形态，怎么能不涵有利益、功利性的意图呢？否认对于意识形态主张之后的利益归属的分析，不是愚蠢就是骗人。
但是，过去对意识形态阶级性的分析，往往是一种贴标签式的主观判断。对某种异端学说，一概武断和随意地贴上〃资产阶级/封建地主阶级〃的标签而给予扼杀。这种教权主义的政策也是不可取的。
11、法制不能取代意识形态
记者：最近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主张经济学远离政治。（11月1日华军新闻）
何新：（笑）人文科学中，恰恰是经济学最不可能远离政治。 政治是经济利益、集团利益、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的集中表现。 马克思说过：政治经济学的利益属性，会把人心底最隐秘、最恶毒的私利欲望召唤出来。
记者：股市分析往往体现着股市操纵者的授意。我们且不谈直接的收买和操纵。难道政治意识形态后面也有操纵之手吗？
何新：意识形态是价值观念，道德伦理观念的基石。意识形态的确可以被某些社会利益集团利用而成为对社会进行思想控制的工具。在历史上，某些利益集团鼓吹、有意炒作、煽动某种意识形态，借以操纵社会舆论和社会行动，以实现其自身的私利，这并不是新闻。 近二十年以来的一个重大偏颇，就是片面强调法制的功能，而对政治意识形态和政党的社会组织功能，则有所忽视。 西方国家表面似乎没有意识形态，但是却有宗教控制人的心灵生活，有基本统一的主流政治意识形态支配舆论。 我认为，政党组织（在功能上相当于西方国家的政党和教会）、意识形态（包括宗教）以及法律和国家制度，这是维系任何一个国家制度的四大基础支柱。
12、马克思主义是工具理论也是意识形态
记者：您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工具理性（科学）还是意识形态？
何新：这个问题问得好。以我个人对马克思理论的认识，我认为它既是工具理性也是意识形态。 作为前者，它具有作为分析社会的客观方法论的意义，因此是有效的历史和现实的社会分析工具。作为工具理性，马克思本人曾说过，他反对使科学的客观性从属于外界利益的任何实用主义，他认为这样做是〃卑鄙〃，是〃对科学的犯罪〃。 作为后者，马克思主义在现实中是具有社会整合功能（即凝聚力）、同时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政党和国家制度提供法理性和论理性支持的国家政治意识形态。它又具有实用性和功利意义。 方法与意识形态，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功能。前者对于研究当代社会问题，对于研究历史现象具有重要意义。后者对于维系社会基本制度极其重要。 意识形态首先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统治阶级的意识分裂必会造成严重的政治危机。意识形态与现实远相背离也会造成社会危机。我们当前同时面临着这两个方面的问题。要知道，政治意识形态是任何国家体制和制度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关系到人们的精神信念和社会的基本价值。从历史的经验和教训看，甚至经济政治崩溃的后果，都不如意识形态的崩溃来得严重。 意识形态是一个国家，一种制度、一系列与这个制度相关的基本价值的法理和逻辑基础。 对于国家来说，意识形态也是一种重要的政治资源。世界上没有一个明智的国家政权会放弃而不利用这种政治资源。历史和现实的经验都表明，一个国家绝对不能没有意识形态。马克思说过： 〃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态）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新版《马恩全集》第30卷第539页。）
13、意识形态问题关系国家命运
记者：在现代国家制度中，难道仍然需要意识形态吗？国家对意识形态问题，难道不能保持中立吗？
何新：美国、英国、法国、日本，请你指出这些现代国家制度哪一个是没有政治意识形态的？ 当今只有一些第三世界国家，还有俄罗斯这种仍处在演变中未成型的国家，是缺乏整体性政治意识形态的（但是，苏联解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