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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海瑞在皇帝面前的大义凛然，李梦阳的反抗刘瑾，杨继盛的反抗严嵩以及杨涟、左光斗的反抗魏忠贤，都是可歌可泣的。
不可否认，明代确实有士风疲软的状况，但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是“知识分子的不自爱，皇帝老儿也就特别不把他们当人看”，还是“皇帝老儿特别不把他们当人看，知识分子也就无法自爱”呢？看一看明初，朱元璋是如何对待知识分子的，我们就知道了。严密的文字狱，使当时不少知识分子死于非命。据吴晗统计：“处州教授苏伯衡以表笺论死；太常卿张羽坐事投江死；江南布政使徐贲下狱死；苏州经历孙贲曾为蓝玉题画，泰安州知州王蒙尝谒胡惟庸，在胡家看画，王行曾作过蓝玉家馆客，都以党案被杀；郭奎曾参朱文正军事，文正被杀，奎也论死；王彝坐魏观案死；同修《元史》的山东副使张孟兼、博野知县傅恕、福建佥事谢肃都坐事死；曾在何真幕府的赵介，死在被逮途中；曾在张士诚处做客，打算投奔廓帖木儿的戴良，得罪自杀。不死的，如曾修《元史》的张宣，谪徙濠州；杨基罚做苦工；乌斯道谪役定远；顾德辉父子在张士诚亡后，并徙濠梁，都算是十分侥幸的了。”〔2〕同时，对于不合作的知识分子，朱元璋便进行残酷打击，他杀气腾腾地说：“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寰中士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3〕高启就是这种政策的牺牲品，因为不愿和新王朝合作，他被朱元璋找了一个借口给腰斩了。当悲叹“杯酒朝欢，矛刃夕加”的颤巍巍日子；当空望着过一种“所以贤达人，高飞不下避网置”的生活；当看到“城头飞，城下宿”的“空城雀”自由自在地生活，便发出“不须羡彼珍禽羽，翩翩高集珠树林。一朝身陷虞罗里，回首空城不如尔”的感叹，他那一份对自由的渴望，对未来生活的恐惧，便活脱地画出了明初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
明初的官场是危险的，正如高启所说“杯酒朝欢，矛刃夕加”，官员们没有一点安全感，经常被“廷杖”，这既伤身体，更伤心灵。清初的胡承谱《续只麈谈·廷杖故事》对此说得比较具体：“凡杖者以绳缚两腕……缚囚定，左右厉声唱喝：‘阁棍。’则人持棍出，阁于囚股上。喝：‘打！’则行杖，杖之三，令：‘着实打！’或伺上不测，喝曰：‘用心打！’而囚无生理矣。五杖易一人，喝如前。喊声动地，闻者股栗。凡杖，以布承囚，四人舁之；杖毕，以布掷地，几绝者，十之八九。”〔4〕这样毛骨悚然的场面，任何人都会害怕，它对被杖者和旁观者的人格摧残都是严厉的。正如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三十二所载：“明祖……特用重典驭下，稍有触犯，刀锯随之。时京官每旦入朝，必与妻子诀，及暮无事则相庆，以为又活一日。”如此朝不保夕的日子，是无法使人格健全的，况且和前代相比，明代知识分子们甚至连选择归隐的权利也没有，如果不想死（比起后来连选择死的权利都没有的人，他们还有一点点自由），就只能浑浑噩噩地活下去。在这样一个非常态的社会，他们过着一种“无自尊、无廉耻、无气节”的生活，实在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他们的尊严不是自我剥夺，而是残酷的被剥夺。
以上说的都是体制内的知识分子，当时的“民间思想的守望者”留下的资料有限，难以窥见全貌。不知道仅做过胡宗宪幕僚的徐渭能不能算，读《徐渭集》时，常常被他诗歌中“伤残的飞鸟”意象所震撼，即被伤残的不仅是他的身体，更重要的是他的灵魂，一颗被残酷的社会所损伤的心灵。
和近代西方“知识分子”比较接近的应该是以唐寅为代表的“吴中四才子”，他们自食其力、不献媚于权贵的精神难得可贵。唐寅“闲来写幅青山卖，不使人间造孽钱”的自勉自励，正体现了知识分子渴望在经济独立的基础上取得思想自由的努力奋斗的精神。
晚明的知识分子，有不少人过着诗酒风流的生活，张岱甚至津津乐道于自己的“美婢”、“娈童”，但“狎妓”、“蓄童”的社会风气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恐怕是经济发展的副产品。这种情况，在现代又何尝少呢？它未必是“知识分子所倡导”的产物。
至于说“明朝知识分子早就对朝廷失去了利害与共的责任感，一旦做官，全是短期行为。不捞白不捞，权力过期作废。政权弄垮了，再去投靠新的统治者，是普遍心态。”这恐怕是一个普遍现象，不是明代知识分子的专利。雷先生称，明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朝官向大顺军屈膝称臣”，那么按照这种说法，在明末，降朝和死节的官员，再加上遗民，总数应不到百分之五。这个结论不知作者是如何统计出来的，我们只要翻一翻赵园的《朝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就可以知道当时的士人是如何轰轰烈烈地死了。
注释：
〔1〕参见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中《古代知识阶层的兴起与发展》部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2〕〔3〕吴晗：《朱元璋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294～295、289页。
〔4〕转引自王学泰：《说“士节”》，《随笔》2003年第4期。本文引用时，对原文标点有所改动。
勤劳：中国人的宿命
？ 谢宝贵也许中国人向来缺乏其他民族所具有的某些优秀的品格，却惟独绝不缺少勤劳。中华民族历来都是一个勤劳奋斗、生生不息的民族。无论是在鲁迅所说的“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还是在“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勤劳和贫困一直像黄藤缠绕大树一样缠绕着中国人，从来都是作为中华民族主体的中国农民，其生存状况完全如胡风所描绘的：“蚊子似的生活着，糊糊涂涂地生殖，乱七八糟地死亡，用自己的血汗自己的生命肥活了大地，种出食粮，养出畜类，勤勤苦苦地蠕动在自然的暴君和两只脚的暴君的威力下面。”倘若勤劳能换来富有，那么它就可以被接受，被承认，被肯定。然而中国历史上的农民们却没有这样的幸运，勤劳才是他们真正的生活状况。唐代诗人李绅有一首《悯农诗》：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籽；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它所反映的不只是晚唐农民的命运，其实也是几千年来中国农民的命运。中国农民的勤劳是中华民族性格最典型的体现者。黝黑的皮肤、粗糙的双手、弯曲的背脊和一张张布满皱纹的脸庞，是他们一生勤劳的标志。总之，中国的农民最大的悲哀就在于勤劳来、勤劳去，都始终未能摆脱贫困的厄运。
勤劳，它已经作为一种性格因子渗透进了中华民族的血液之中，更像一张张的标签，紧紧地贴在大多数中国人的脸上。它所昭示的是生产力水平的落后与人民生活的困苦。从这一意义上讲，勤劳已经变成了广大中国民众的一种生存方式。
勤劳不是我们的骄傲与光荣，而是我们的悲哀和宿命。中国人何时能从这一宿命中解脱出来，何时就能将自身所争取的权利与自由昭示给全人类。
《甲 申》
？ 黄永玉 画
排 解 图
？ 韩 羽 文画上世纪八十年代，剧作家黄宗江寓居北京后海东煤厂，与恭王府比邻。据传恭王府为《红楼梦》中之荣国府。东煤厂一带当是焦大辈下人住处。姑妄言之，姑妄听之。黄兄嘱我姑妄画之。于是欣然从命，并附一小诗：琪官曲罢愤难平，焦大赌气耍酒疯。
合应黄兄来排解，只缘同住“红楼”中。
黄兄见此图说：“写我和焦大、琪官围坐小酌。这构想深得我心，只是遗憾少了尤三姐。她是不屑与贾府诸公同席的，如若在下和焦大、琪官一齐请她参加，依据她尊卑抑贵的性格，倒是很可能赏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