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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驹口号》和《冰道》两首，也是记叙在北大荒的劳动，前者写看马，后者写运木料。两首诗都用了典故，如果不是高人指点，哪能会认为是“反动”诗呢？经解释者挑明，一首是指责九方皋不赏识良马，一首是怨恨把宝贵的“降龙木”抛弃在荒野，这不都是发泄对共产党的不满吗？
《鲁智深》一诗中的“只为三拳上五台”，是说鲁提辖为受辱的金家父女抱不平，三拳打死镇关西，这一《水浒》故事是人所尽知的，但一经把上五台山解释成到北大荒，意思就不同了。原来你聂绀弩是拿鲁智深比拟自己的遭遇，对你戴上“右派”帽子耿耿于怀，还想复仇，还想大闹桃花村，这还不是“攻击‘反右’运动，幻想变天”的铁证吗？
《挽必松》是悼挽死者的诗，聂绀弩后来收入诗集《北荒草》中，诗题改为“挽毕高士”，诗句也有变动。据当年一起劳动的人士回忆，毕某是文化部干部，戴了“右派”帽子，病死在北大荒。“死在大雪纷飞的北大荒”，“就连能不能有一付棺材来装殓你，都还是个问题啊！”经这样译成白话，就越显得词句悲切。《吊若海》也是一首悼挽诗，写得同样痛心彻骨，使人读之潸然。把诗意渲染到了让人哀恸而激愤的情绪深度，这不就等于推向了“对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极端仇视”的政治高度了吗？
冯雪峰和钟敬文都是“右派”，《寄雪峰》和《柬静园》两首诗表达了彼此的思念和伤感情怀，当然要被作为“反动”性质很明显的“反诗”，尤其把“何物于天不刍狗”这句的用典加以解释，骂“天地不仁”，这不是攻击党的领导是什么？
一组辘轳体诗的其中二首，好像是游香山的纪事诗，但诠释者认为诗意是另有所指，是影射国际国内形势，影射什么重要会议。
聂绀弩的诗中，常常流露出他被打成“右派”之后的复杂心情。但是，是不是每一首诗都在影射政治，都在发泄不满呢？未必吧？如果生硬穿凿，非要找出哪句诗是影射什么，这就完全是制造冤狱的手段。就说“居人旧有离人泪，九月今开二月花”这两句吧，原是用了王实甫的“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和杜牧的“霜叶红于二月花”的诗意，这种对秋景秋情的描绘，在诗文中屡见不鲜，并不见得是要另外影射什么。“九月开出二月花”可以说就是指香山红叶的，如果解释为“九月的秋天，却开出二月的花来”，是影射“时序颠倒”“荒唐不经的事情”，实在是过于牵强附会了。
因为写诗而引起的讼案，就是诗狱。历史上曾有许多文人儒士因此获罪，遭到惩处，甚至身首异处。宋代苏东坡因乌台诗案被贬谪。明代高启作《宫女图》诗，为朱元璋忌恨而终被杀头。在清代，仅因诗中用“明”、“清”二字犯讳，而置诗人于死地的著名诗句就有：“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杞人惊转切，翘首待重明”，“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等等。据史籍记载，康雍乾三朝的三位“圣明”皇帝共制造了百余起文字狱刑案。
作为维护君主专制的手段，封建统治者总是要制造文字狱，借以打压知识分子，强化思想钳制。文字狱都是深文周纳，刻意造成的冤案、错案，而文字狱中最多的是诗狱，诗狱中最多莫白之冤，这就是本文开始就说到的“诗无达诂”的缘故。任何一首诗都可以做出各种不同的解释，想在诗句里找犯罪的茬子，稍用一些吹毛求疵、附会穿凿的手段，都可以达到目的。因而在历来的文字狱恶浪中，诗歌总是首罹其祸。当政者感知社会的不满和对抗情绪，首先是从诗歌中嗅到的，他选择打击的对象也要首先从诗歌中去寻找。
聂绀弩案件实际是发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起典型的诗狱。从上述几首诗的解释即可看出，罗织罪名的方法同封建时代是相似的。
鲁迅在《买〈小学大全〉记》一文中，曾经议论乾隆时期的文字狱。他说：“乾隆时代的一定办法，是凡以文字获罪者，一面拿办，一面就查抄，这并非看重他的家产，乃在查看藏书和另外的文字，如果别有‘狂吠’，便可以一并治罪。”
在逮捕聂绀弩之前，其实已经掌握了他很多的“反动诗词”，但在捕人的时候还是进行了搜查，又搜去了他一些还没有烧掉的诗稿。可见在制造诗狱的方法上，后人也是接受了前代统治者的“遗范”。
又读鲁迅的《华盖集续编？马上支日记》，我注意到了这样一句话：“中国人总不肯研究自己……可以研究的方面实在多。”有哪些“可以研究的方面”呢？鲁迅举了：“中国从古到今有多少文字狱”等等。从鲁迅那时发展到今天，包括诗狱在内的文字狱的例证又增加了许许多多。特别是“反右”和“文化大革命”两次大运动中，像聂绀弩这样因写诗而罹祸的人，大概还有许多。要说研究，素材是丰富的，难道直至现在中国人还是“总不肯研究自己”吗？真的去研究中国有多少文字狱又有什么意义呢？
追溯根源，文字狱的发生实在是中国传统文化使然。历来“读圣贤书、交天下士”的杰出读书人，传承着为民请命的忠肝义胆，这使他们往往与既得利益的权力集团发生冲突。文字狱成为统治者们迫害知识分子，逼使读书人就范的暴力手段。杰出的读书人，总是比普通人对时事看得深透，能以其敏锐的目光，洞察社会上不合理、不公平的要害之处，并在诗文中表达出来。文弱书生吟诗弄赋，发发牢骚，似乎也成不了什么气候，只是过去的封建帝王们自己心虚，坐在龙椅上每时每刻都觉得屁股底下不牢靠，因而就对手无寸铁的读书人也要时时提防，以至不吝杀戮。我们的国家发展到社会主义了，当然不应该再出现封建专制社会的问题。“文革”中却不知从哪里冒出了一个精辟理论，“枪杆子，笔杆子，夺取政权就靠两杆子”。原来这笔杆子是可以夺取政权的，要想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永不被资产阶级复辟，就不能容许笔杆子乱摇，这就需要整死这班文化人。似乎就在这样的理论支持下，新的文字狱大兴而起。
我还是没有弄明白鲁迅的意思是要研究些什么，文字狱的性质不是很清楚的吗？其实，无论鲁迅，还是聂绀弩，对于知识分子在历史上遭遇迫害的悲壮，他们无不深察幽微。明知文字狱的血腥恐怖，为什么还要去写那些诗文呢？岂不是自投罗网吗？鲁迅说过：“在现在这‘可怜’的时代，能杀才能生，能憎才能爱，能生与爱，才能文。”聂绀弩有诗云：“媚骨生成岂我侪，与时无忤有何哉！”这原来就是读书人的本质，没有一点媚骨。
焚烧诗稿为哪般
闻“四清”而焚诗稿
聂绀弩从1958年7月，与其他“右派”分子一起被遣送到北大荒，在虎林县境内的一个农场劳动，到1960年冬回到北京。返京后，得力于朋友的照顾，安排在全国政协，但并不去上班，名义上是在家搞古典文学研究，实际上是自由赋闲。他后来曾说，如果要上交研究成果，他原来就有20万字的研究《水浒》的现成文字，可以拿去应付，结果是并没有人过问他的研究。
因此，他就有了一段充裕的时间写诗。直到了1965年底以前这四五年内，正是聂绀弩旧体诗创作的高峰期，他的一些优秀作品大都是这个时期写下的。包括收入《北荒草》的那些七律，并不是在北大荒的原始作品，而是他回京以后补做的。这段时间中，他几乎每天都有新作出示和寄送给友人。先是觉得自己的毛笔字写得不好，写了诗就交给文怀沙的夫人代为抄录，后来又自练书法。遗留下来的诗稿，很多是他自己用毛笔书写的。
聂绀弩的诗稿得以遗存，是非常侥幸的。在1965年初，他有过一次焚诗的举动，把他的诗稿都烧掉了。遗留到现在的诗稿，大多是他烧诗前就寄送给了朋友的，所以才有幸保存下来。
关于聂绀弩焚诗的事，在他本人的著述中并未提到。现在对这件事的了解，只有如下一些零碎的资料：
1965年2月某日，聂对某某人说：“我的诗烧了。这是我烧诗的诗（进书房看他新写的条幅：‘自著奇书自始皇……’），圣人之迹息而诗亡，诗亡而后春秋作，但是，我烧了诗，诗亡了，我也不作春秋。余生不是从此没有可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