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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次青与聂绀弩既不是同乡，也没有共事的经历，不清楚他们是如何结成了很不一般的朋友交往。
在法院的审问笔录中，审判员讯问到聂发表反对“三面红旗”的言论时，为提示聂的回忆，有意问了一句“你认识一个姓王的吗”，聂当即反映说“是王次青”。这说明王次青写的检举材料，主要是关于聂的言论。聂绀弩从来没有给王次青写过诗。
聂绀弩赠诗较多的是给黄苗子，但送给黄的诗稿，不知为何也都进入了司法机关。侯井天将这篇拙文复印寄黄一份，黄读后又圈又点，赞叹诗好，但对这些诗及聂公原稿的来龙去脉，却只字未提。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当我以偶然机会接触到聂绀弩档案的时候，聂公本人早已作古，就连戴浩、向思赓诸位可以作证的人，也都各自安息而去。黄苗子虽然健在，已是90以上的耄耋之年，我曾有意登门拜访，解开聂诗入彀被祸的疑团，但又怕惊扰老人的晚景安宁，所以打消了此念。
转念一想，有些事情其实不需要盘根究底。阶级斗争紧绷的那些年代，凡是过来的人，对那些莫名其妙的蒙骗、中伤、倾轧、明枪暗箭的事情，大概都能想象得出来。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把个阶级斗争弄得风声鹤唳，疑神疑鬼，有的人就天天瞪大眼睛、竖起耳朵，捕风捉影向组织打报告。一些自身有什么历史不清、成分不好、社会关系复杂的事，更是时时担惊受怕，只恐半夜鬼敲门，为了自身寻求保护和安慰，只好做出某种积极表现来，不惜从亲戚朋友身上找一些有举报价值的东西，打个小报告向组织邀功。除了检举他人之外，从自己身上剖肠挖肚，今天检讨，明天交心，也是那个时代的风气。当年的极“左”思潮的狂热性，带有一种宗教意味。一般平民受蒙蔽的且不说，甚至一些知识界人士也已经心痴神迷。这里就有一个例子。
这是聂绀弩一位朋友当年向组织写下的一个交代材料：
1965年2月27日下午，下班后，到了聂绀弩家，因为他答应给我豆豉，特意来拿。聂和周颖留我吃晚饭，我说马上就要回去，家里有人等。我拿了一包豆豉和一块臭豆腐，又问他有什么好小说可看，他带我进书房，一面说：我这地方好小说没有，坏小说也没有。最后他借我一本《蜃楼志》，说这是讲广东的事的。我又挑了一本《蜃楼外史》。
回家打开那本《蜃楼志》一看，原来书内还夹着一本极小的本子，是淫书《杏花天》。当时我自己思想斗争了很久，决定先把它包封起来，不看。打开了《蜃楼志》，还是有许多淫猥的内容，我经不起诱惑，老毛病又犯了。
第二天非常后悔，说明我在阶级斗争面前还是很经不起考验！
现在已把这些脏东西都封起来捆好，准备还给他。并且把这个事实，作为永远的沉痛教训！
如果用现在的理念，去观照过去那个时代，会有很多的不可思议的事情。
从朋友那里借来的书，就算是一本淫秽小说吧，事先并不知晓，既然借来了，你看也好，不看也好，这有必要向组织写一份检查报告吗？扯得上阶级斗争问题吗？看了就是经不起考验吗？算得上什么“永远的沉痛教训”呢？要是一个刚刚入党入团的幼稚的青年人“向党交心”也就算了，你还是一个大知识分子，这不叫人笑掉大牙嘛！
像这样的人，既然对自己的一点小疵都主动向组织报告，那么，当他看到听到朋友的言行不合时宜时，能不去检举吗？而且，他不会认为检举朋友是什么不道德、不义气、不光明的行为，似乎理所当然就要那样去做，这也是一个时代的时尚吧。
关于聂绀弩的豁达姿态
聂绀弩完全想不到在他的“物以类聚”的朋友中，竟然会有告密者。直到他在监房里蹲了十年，也从来没有想过他的那些“罪状”是谁检举的。这似乎不合常理。经过了十多次审讯，指控了你那么多的诗和言论，你怎么就不想想司法机关是从哪里得到的呢？
他真的就是这样，一个真正的文化人的超然物外的疏放和豁达。他的10年牢狱之苦，祸根首先发自他的朋友，然而，他竟然没有怀疑过任何一个朋友，没有埋怨和责备过任何一个朋友。当他出狱之后，原来的朋友都若无其事，和洽如初。
我留心看过很多怀念聂绀弩的文章，当然不少是他的朋友们写的，我很想从其中找出一句对以往的检举揭发行为的反省的话来。然而没有，没有任何一个人坦白自己有过什么对不住朋友的行为。把一切责任都推到林彪和“四人帮”那里，几乎众口一词。而你这朋友作为一个最知情者，是否也起到了一点帮凶的作用呢？对此则讳莫如深，闭口不言。你当时检举揭发时，可能是在极“左”思潮的狂热中，陷入了一种宗教的麻木和迷惘状态，而当那种狂潮过去，大家都清醒过来的时刻，你还不应该说一句诚实的话吗？尽管聂绀弩没有责怪你，而你自己还不应该有一点歉意的表示吗？
因此，我把聂绀弩和他的此种朋友相比较，就觉得有着天壤之别。一个是扶摇而上九万里的鲲鹏，一个是蓬蒿之间的斥�
也许我的议论有些偏颇，还是回到聂绀弩的姿态上为好。聂绀弩本人对朋友都毫无芥蒂，我们又何至要苛责于人呢？
过往的时代，与当下的时代相比，会有很多方面的差异。这些差异有主观的，也有客观的；有意识的，也有物质的；有社会的，也有自然的。回头观望过往，一方面，我们会觉得有很多的荒谬、可笑、不解的事情；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想到那些事情所具有的某种合理性。如果从这样一个观念出发，我们就没有必要苛责那个时代，没有必要苛责那个时代所发生的事情和那些人们。
聂绀弩正是这样一种姿态。他以最犀利的目光，洞察了社会的种种弊端，发出了慷慨激昂的议论和抨击，并因此酿成犯罪，遭受迫害，然而，当他得到彻底平反，别人都为他歌颂的时候，他并没有以英雄自居，没有以一个胜利者的傲气再去批判他人，没有因为遭受迫害而责难组织，也没有指责社会。
聂绀弩出狱不久就开始写作，一面整理旧著，一面撰写新作，充分利用他有生之年，出版了大量著述。我们看到在他晚年的写作中，没有再翻腾昔日的政治恩怨。思想家不会到某些个人身上去泄愤。他深知发生“文化大革命”这种动乱的根本问题在哪里，他没有指责有负于他的朋友，没有指责处理过他的司法机关和领导人，也没有像我们大家那样义愤填膺地狠批林彪、“四人帮”，更不像有的文章由批极“左”而牵连毛泽东的个人品质和社会主义。反而，他在《怀监狱》一文中，肯定了专政机关中的人道主义的积极方面。
曾有人表示不赞成聂绀弩为监狱说好话的文章，为此，聂在致舒芜的信中写道：
……我知道有很可怕的监狱，有不少人在里面被折磨被谋害而死，但我未进过那种监狱。如果写文章不是为了某种一时狭小的需要而造谣说谎，我没有什么错误。其实又何曾把一切监狱的好处都写尽了？例如北京监狱收的学生最多时，我听见别的号里，有一个大概是初中女生的声音说：“解放军叔叔（那时监狱由解放军看管），替我把窝头烤一下！”这监狱说坏也真坏，连初中女生也关进去了。说好也真好，犯人能叫看守给烧窝窝头！
接下来，聂绀弩在这封信中还写到北大荒：
北大荒无论怎么说，也难说是什么理想的人间乐土，但要说是“生非生兮死非死”（清代吴梅村的诗）也谈不上。“右派”劳动队先后几百队员，如吴祖光、尹瘦石、胡考、刘尊棋、黄苗子、丁聪等，除了我年近六十，干不动活，不免多被吆来喝去以外，大家和全体都一样干得欢，吃得欢，玩得欢，讲自己如何被划为右派的经历讲得欢。我没见过一个流泪，我自己也从未感到要流泪，像读鲁迅的《故乡》里的闰土喊他做“老爷”时的那样。
读了这两段话，或许让人会问：老聂是否变了？没有“火气”了？当我们继续往下读这封信的时候，就会看到老聂依然气节不衰，守正于心。原来写给舒芜的这封信，缘起是吴伟业送人流放东北时写的两句诗：“生非生兮死非死，山非山兮水非水”，聂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