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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思想的长河之中,我们看到,人的生存和生活的目的常常被消灭在人类社会发展的目的之中,个体的目的不再存在而只有集合体的目的辉煌,只有人们所创造出来的“工具”的辉煌,其中包括某种制度的辉煌。仅仅只是在这样的辉煌之中,个人得以“月亮式”的辉煌,即是在集合体的辉煌和“工具”辉煌照耀之下反衬出来的点滴光辉。其实,个人就是太阳,本有自身的光辉,本有自身的辉煌;是由于它的辉煌,才有集合体的辉煌,才有“外化的”种种智慧之物的辉煌,其中包括制度等各类“工具”的辉煌。可见,人生的真正意义与价值,是一个值得永久讨论的题目,或是一个值得不断提醒的题目。相应地,人生目的与各种各样“工具”之间的关系,亦是不应忽略的话题,就是在宏观得只议论人类历史的大的制度变迁之时,也不应不加以重视和关注。我们所要认清的,就是人是社会和历史的创造者,他们必定会创造出来种种新的技术的方式、社会组织形式和制度,并依赖于这一切继续进行着新的创造。如此的过程体现着人的主体性,它最能展示人自身生命本原性的目的。工具总只是为实现这些目的而创造出来的,而且,凡是工具都是有缺陷的,也都将为新的工具所替代,因而不是人生目的的本身,是不值得崇拜的。对于工具的崇拜,是人类对于自身生存和生活理解的最大误区。
值得格外加以关注的是,人的生存和生活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地创造着新的“工具”的过程,每当一次新的“工具”特别是大批量新的“工具”出现时,我们总容易生长一次新的“崇拜性异化”或“异化性崇拜”,总容易忽略人的生存和生活的本原目的。当我们面对新世纪到来之前大量得五花八门的“工具”世界时,人的存在陡然地显得渺小无助,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对象竟让我们升腾出对其盲目崇拜的意念,“外化”的对象不过还是人的智慧的结果,但人已经不再是人自己了。迷惘就是如此产生的,恐惧也是如此产生的。当喊出“凡是工具,均不应崇拜”,“工具永远只是工具而不能够代替人类生存和生活的目的”时,迷惘和恐惧是能够减弱的,甚至是能够消失的。在这里,我们看到汉迪所及的对于资本主义制度作为“工具”形态的批判性认识,其深刻的价值在于重新唤起某种人类心灵对于自身存在价值的认识,重新唤起人类对于未来社会理想的向往和不断创造的热情。未来,永远是一个不可终结的存在,只要人类存在;未来,又是一个永远被人类创造出来的存在。在这样的创造过程中,人类社会不断地生产出各种各样的“工具”,以显示人类别于他类的特征和优势,每个人都在这样的创造过程中得到自身和他人或社会的认可。工具是具有划分时代功用的,人生和人类社会的对于工具的创造则会昭示人生和人类社会的存在意义和价值;人生的目的和幸福,就在这样的创造之中,就在这样的不断的再创造过程之中,而并非终极地落入到某种创造物之上。由于人类对于新工具创造后的崇拜的普遍状况,我们就需要不断地重复提醒自己——工具永远只是工具,它不值得崇拜。
显而易见,汉迪在摧毁一种崇拜时又创造了一种新的崇拜:对人自身体智能量的崇拜。这是一种古老得很的崇拜。当人类只能通过自身直接的智慧与技能去面对世界时,即是没有任何“外化的”工具可以用来对待生存和生活中的种种问题时,人们崇拜上天赐予我们的这份生存和生活的本能,只不过这种崇拜通常通过对于某种“神”的崇拜形式而出现。在理性主义开始盛行之后,如此的崇拜又有了更加广泛而深沉的内容,“我思故我在”的不朽之言实际上将崇拜的对象完全地自我化了,外在世界不过是人的理念的照耀而已。是的,人应当崇拜的还是自身;人生和人类社会的存在目的还在于人自身,而不在于人之外,特别是当这种“之外”是由人创造出来的时候。由此说来,汉迪的著作是批判性的,但同时又是建构性的,还是说教性的——全书充满着劝说的话语,真有点宗教向俗世布道的味道。这是值得警惕的。因为人类自身的弱点在于,偏重于某种说教时容易极端化而忽略对于他方面的考虑。在对于人自身崇拜,特别是对人的理性的崇拜之中,我们容易忽略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将人与自然界割裂开来,从而在追求人生和人类社会目的的“创造”中,不自觉之中“创造”出危害人类生存和生活的东西来,地球环境污染类产品,一些极端性的组织形式与制度创造,都是人类过于崇拜自身而忽略自然界存在对于人类生存和生活制约的结果。在汉迪的书中,我们是找不到这种只言片语的,这虽然与作者论述的主题有关,因而不能责怪作者,但提醒是必要的。在我们进入新世纪时的迷惘和恐惧中,认识“工具”问题有助于我们消除部分迷惘和恐惧,但由此而来的对于人自身过分的崇拜,则会增加我们新的迷惘和恐惧。
并不那么远
——兼“大舜号”海难周年祭
? 王开岭
死亡印象
《东方》杂志一九九五年第五期上曾刊登了一篇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的专稿——犹太裔汉学家舒衡哲的文章《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博物馆的光照之外》。文章认为,我们今天常常说纳粹杀了六百万犹太人,日本兵杀了南京三十万人,实际上是以数字和术语的方式把大屠杀给抽象化了。他说:“抽象是记忆最疯狂的敌人。它杀死记忆,因为抽象鼓吹拉开距离并且常常赞许淡漠。而我们必须提醒自己牢记在心的是:大屠杀意味着的不是六百万这个数字,而是一个人,加一个人,再加一个人……只有这样,大屠杀的意义才是可以理解的。”读到这,我的心怦怦踉跄起来。
我们对悲剧的感受方式有问题?
平时看电视、读报纸,看到这儿地震、桥塌,那儿空难、火灾,当得知几十甚至更多的生命突然消逝,我们常会产生一种本能的“震惊”,可冷静地细想一下,便会发觉这“震惊”不免有些可疑:因为很大程度上它只是一种对数字表面化的震惊!人的反应更多地是瞄准了那枚统计数字——为死亡体积的硕大所悸动。它缺乏更具体更鲜明的所指,或者说,它不是指向实体,而是指向“莫须有”,空洞而漫无边际。它苍白、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