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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下到湖南后，从一九四九年八月到一九五一年初，李锐主管《新湖南报》。这一段时间，虽然在干部中没有什么大的政治运动，但“批判电影武训传”、“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等“小运动”，还是连续不断。那时，在报社内部，都只是学习学习文件、谈谈自己的看法就行了。那些年，《新湖南报》办得较好，在全国省报中名列前茅，原因自然同领导得力，上下左右紧密团结，大家在和谐相处中能把潜力充分发挥分不开。
在《新湖南报》社时，还有一件事给我留下极深刻的印象。大约是一九五○年上半年，我编副刊，工作上的事要经常请示他，有时也闲谈一些事。那时有一种“和平土改”的主张。李锐明确地说过：“依我看，在目前条件下，用和平方法去改变旧生产关系来发展生产力，这没有什么不好嘛。全国政权都在我们手上，怕什么。‘和平土改’可以避免过去在北方土改时出现的‘左’的弊端。”现在看来，当时能这样思考，实在很不容易。当年土改还是北方老一套，搞“复查”、“纠偏”，到处是杀气腾腾。
三、他为人正直，嫉恶如仇，待人真诚，讲情义，且心地善良。凡是同他较长期接近的人，都可以品味到他性格上这些突出的特点。早几天，访问婉华大姐时，我们谈到他的这个特点，大姐说：“他从小就是这样。据母亲说，这种性格，很像父亲。”
他不满五岁时，父亲就去世了。父亲李积芳一九○五年公费留学日本，在早稻田大学学政治经济，是同盟会第一批会员，民国初年的国会议员。袁世凯称帝解散国会后，李积芳到广州参加孙中山的非常国会，支持护法讨袁。李锐是母亲抚养成人的，没有当年那样开明的母亲，三个子女不可能在长沙读书。后来李的夫妻生活中，在如何对待他的母亲问题上，可能产生了一些根本性的分歧。范元甄在这件事上的一些做法，使他母亲伤心，也不免使全家人伤心，当然也使他本人伤心。所以，在这里，要约略介绍母亲和儿子间的一些情况。
母亲李张淑，出身贫苦，由于父亲的支持，得以进一九○七年创办的平江启明女校读书。那时，大家庭里不给她读书的费用，是丈夫从留学的公费中省下一些钱，支持她读到简易师范毕业，并以第一名考取当时著名的长沙稻田女师。考取后未入学，民国二年即随丈夫来到北京。三个子女都是在北京生的。一九二二年，在长沙，李积芳患心肌梗塞突然去世，李张淑刚三十岁出头。丈夫去世时，她跪在灵堂，剪去满头长发，发誓要继承夫志，克服万难，把几个儿女抚养成人（三女一男，小妹妹随即夭折）。安排好丈夫的丧葬后，李张淑向平江老家的婆母提出分家，好不容易分到每年约可收百担租谷的田产和街镇上一间铺面，委托老家亲属代为收租。
由于战争年代，收入的租金有限，母亲带着三个子女在省城读书，主要靠举债度日，很是艰难。李锐有五篇《童年琐忆》（刊于1988年1期《随笔》杂志），具体描述他童年生活——一个小康人家的子弟坠入困顿后，看到的世间面目，如何度过那些艰辛、清贫的日子。如全家一星期才吃一次肉，且只买四两（老秤十六两为一斤）。母亲家教极严，规定两个姐姐必须争取读公费学校，好让弟弟读办得好的私立学校。经过母亲的筹划，大姐在上海两江女子体专插班，一年毕业，一九三四年后就在长沙的女子中学教体育，得以支持弟弟上大学读书。
这样一位母亲，在旧社会年轻守寡，忍辱负重，克勤克俭，把儿子抚养成人，真是大大不易。更为可贵的是，她还受丈夫的影响，同情共产党，支持儿女参加革命。李锐又重情义，重感情，对这样的母亲表示敬重，也是完全正常的。如果不敬重，那倒是不正常的了。而媳妇却处处要用“阶级斗争”的观点，用“左”的教条对待婆婆，婆媳之间形成尖锐的矛盾，自然就很难避免了。
四、在革命和建设的每一阶段，李锐都重视知识分子在其中起的重要作用，对于有才干、有见解、有专业知识或专门技能的知识分子，尤为重视。这就是许多人都说的，他“爱才”。他把知识分子称之为“社会的头脑”，强调要尊重知识分子的思想自由和人格独立，这在他的许多著作中，都作了深刻的阐述。但他对知识分子的缺点、弱点也毫不迁就、迎合。九十年代初，他曾给我写信，提到应该有些创作，鞭挞现代中国一部分知识分子“谄、软（软弱）、卑（卑下）、丑（丑恶）、贱”等性格上的缺点。
如果我没有理解、概括错的话，以上四个方面的特征，就构成了李锐生命历程中熠熠发光的亮点。沿着这四个亮点，去观察、理解、思索，人们就懂得了他生命的火炬能不断熊熊燃烧着的原因。
三
现在，就要谈到范元甄了。前面提到，我对范的情况并不了解，以下写的一些零星情况，来源有三：一、某些了解情况的老同志早年的判断；二、婉华大姐提供的情况；三、李南央文章中提到的思考线索。这些零星情况，我无法进一步归纳整理成为系统的看法，只按上列来源次序叙述如下：
一、八十年代中期，我到北京开会时，为出版方面的事到刘祖春家里拜访过。五十年代初，刘在中南地区工作过，当过中南局宣传部副部长，但过去我们不认识。这次到他家访问前不久，只在长沙见过一次面。虽然他是长辈，我是晚辈，但我们一见如故，谈得十分投合。他是李锐在延安《解放日报》时的老朋友，知道我是李的老部属，谈话也就比较随便。那天，谈到延安的抢救运动，谈到李锐关在保安处一九四四年被释放后，跟范元甄离婚，以后又复婚的事。刘说：“那时，好几位朋友就劝李锐不要和范元甄复婚。我也是其中之一（当然也有人劝他们复婚）。倒不是杨尚昆公开批评的那个审干时，审查者同被审查者男女关系不正常的事，而是李、范两人的性格、志趣、想事和待人接物之道完全不同。这样，还在一起怎么能弄得好？现在证明，那次复婚，是很大的错误。”刘祖春这个早年的判断当然是对的。一九四九年八月到湖南后，我就听说他们经常吵架，范元甄还经常在家里摔东西。
二、婉华大姐最近对我说：“范元甄有些事，做得太不近人情。”一九四九年十一月范到长沙后，由李锐陪着，第一次去看望李的母亲。当时，老太太住在大女儿婉华家里。第一次见面，就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范和婉华大姐就斗起嘴，唇枪舌剑，弄得大家都不愉快，很煞风景。
以后，有一件事使老太太和全家人都极其伤心。那是五十年代中期，李锐调北京电力部后，老太太想去儿子家里住一住。老太太当然有旧思想在作怪：认为住在儿子家里，那才是自己的家。住在女儿、女婿家里，那是住别人的家，虽然女儿、女婿对她都很好，都很孝顺。此事使李锐很为难，这一对婆媳决无可能住在一起。于是最后说服母亲住到沈阳二女儿李英华的家中去了。整个抗战时期，李英华夫妇在湖南地下党工作时，一直得到大姐和母亲的照顾，包括生活与职业，以及抚养他们的儿女。一九五九年初，母亲不愿再在沈阳住下去了，准备仍回长沙，要求过北京时，在儿子家住几天，“给个面子”，好回去同熟人有个交代，在儿子家住过。李锐当时正好出差去了。范元甄坚决“划清界限”，不让“地主婆婆”进门。水电部老领导刘澜波看不过意了，就接老太太到他家住了短时，才送回长沙。
三、从李南央文章中写到的她母亲的一些情况看，我以为，那多半是她母亲在政治和思想上极左的表现，也就是思想异化的结果。比如，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民的领袖和官吏都应该是人民的公仆，人民才是至高无上的。强调个人崇拜、强调领袖高于一切、是人民大救星之类的观点，无疑是政治和思想上的异化。又如，在文革后期，还在强调“江青同志才是真心革命的”之类的观点，也是异化。江青的作为，早已表现出她已从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