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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长成大树。
中国封建社会实现了宗法一体化结构，就不可能出现上述真空状态。在一体化形成之前，中国古代城市——都、邑、鄙……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等级和宗法色彩。“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一体化结构确立以后，城市就进一步成为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枢纽。正如傅筑夫指出的那样，我国战国以前的大小城市中，市场是根据封建“礼法”设置的，是城市一个特殊区域。战国以后的城市仍然由国家设立，而不是随经济需要自然发展起来的。唐代以前，大小市场的兴建和废止，均由朝廷敕令行之。唐代以后经济的发展，完全由政府控制市场已不可能了，出现了大量非官方设置的市镇、集市。但是，由于宗法一体化结构存在，它们不可能象欧洲城市那样成为相对独立于封建结构之外的地区。一旦这些城市由于经济上的重要性而发展起来，就会马上引起封建国家的重视，国家政府机构和管理网会立即延伸到这些城市中去，随之而来的是它们也具有行政上的重要性了。
由于一体化官僚网总是和城市交织在一起，中国古代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兴衰，往往取决于它们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并不完全受经济发展的支配。所以，中国封建社会的大城市比欧洲的出现得更早，规模也更大。而这些大城市又随着封建王朝、官僚政治的兴衰而变迁着。
开封就很典型。它是在唐代迅速发展起来的，后被北宋定为首都，成为中原华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十分繁华昌盛。这种兴旺局面同它是京城的显赫政治地位分不开的。公元1126年金军入城，开封失去首都地位以后，大批官员、商贾、市民离开了开封。开封一旦失去了国家政治中心的地位，商品需求也大为减少，商业急剧衰退。与开封市相连的交通网也开始冷落弛坏。以开封为中心的华北地区的商业交往随之衰落。南宋定都临安（杭州）后。临安迅速成为一个有百万人口、面积比现今杭州市区还要大的繁华大都市。但明代以后，杭州不再是首都，它也就逐渐衰落了。
总之，由于宗法一体化结构，中国古代城市不仅是商业中心，而且是各级官僚机构的衙门所在地，负责管理广大农村、处理行政和法律事务，担当地方和中央的联络职能。执行着如此重要通讯联络功能的中国封建社会的城市，当然远比欧洲封建社会的城市发达，但它也是封建统治控制力最强的地方。因而，中国古代城市又被称作郡县城市，是带有地方行政的强烈的封建政治色彩的。这种城市，不可能成为资本主义因素结合的母体。
6。3 资本主义因素结合的障碍之二：缺乏中介
宗法一体化的社会结构，还使得资本主义因素结合失去了必要的中介。众所周知，欧洲和日本封建社会中资本主义因素的结合和壮大，通过两个重要的中介：一是经济结构中资本主义因素和王权相结合；二是新经济因素在意识形态结构中找到自己的代言人，依靠知识分子接受市民文化来实现。这两个中介在中国封建社会都不曾起作用。
西欧封建社会经济结构中的资本主义因素在政治结构中找到代表，是通过王权与市民联盟的方式实现的，并逐步形成了市民参加国家政事的相应组织形式。英国议会制起源于十一世纪。公元1066年，诺曼底公爵威廉入主英格兰，为了加强中央集权，便组织了由贵族和教士组成的类似谘询的机构，它是议会制最早的萌芽。法国更明显，1302年美男子菲利浦四世为了和教皇斗争，召开了由主教，贵族与平民参加的三级会议。可见，市民阶级参政直接和王权的强大有关。意大利的consuls，英国的aldermen，法国的jures，都是市民阶级在王权干预下参政的相应组织形式。
欧洲和日本封建社会，王权之所以能成为中介，是由于王权为了与割据的贵族进行斗争、取得政治上的统一，就不得不依靠那些与封建割据势力在经济利益上尖锐对立的市民阶级。在贵族与资产阶级的利益冲突之间，封建国家的王权凌驾于二者之上，王权在混乱中代表着秩序。尽管王权在本质上是代表封建制度的，但它为了自身利益，不得不把资产阶级的魔鬼从瓶中放出来。正如恩格斯分析的那样：“在封建主义表层下形成着的一切革命因素都倾向王权，正象王权倾向它们一样。”欧洲封建社会后期出现的绝对君主制政体，实际上成为封建结构向资本主义结构转化的过渡状态。英国和法国在这一点上都比较典型。法国在路易十四时形成强大的中央集权制国家。一百年后，就爆发了资产阶级大革命。
中国封建社会的绝对君主制的出现比欧洲的早一千多年，而且王权逐步加强。但为什么不能起中介作用呢？关键也在于宗法一体化结构。
中国封建社会形成中央集权政体时，市民阶级并不强大。封建国家和皇帝利用由广大儒生组织起来的官僚机器，来和小农经济的分散性导致的贵族化倾向进行斗争。这就注定了宗法一体化结构中的王权不可能再和市民阶级相结合，反而要利用一体化来遏制市民力量。
中国古代城市和市民阶层，很难形成维护自己利益的组织尤其是政治方面的组织。虽然早在唐代就出现过长安商业、金融业的人员的罢市和请愿，但这种力量一直都相当弱小。商人市民为了办点事。除了我贪官污吏或宦官贵族的门路外，很难再找到自己的代言人。唐宋以后，出现了手工业、商人的行会组织，明代甚至还出现过下层官僚和市民联合反对税监的现象，但斗争仅仅局限于经济方面。而十八世纪的法国第三等级不仅已经掌握了重要的经济命脉，而已在政治上组织起来了。当时，法国各地有三十四个按察使，全部由第三等级的人出任。在思想文化界，则有相当多的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和大学教授出身于第三等级。显然，他们已在社会上具有相当大的势力了。在这种条件下，他们才有力量发动资产阶级革命。
宗法一体化结构里，王权与儒生的结合还造成一个可悲的后果；中国封建知识分子很难分化出一个新成分，以便完成经济结构中的资本主义因素和意识形态结构中新因素结合的任务。正如人体中的血红蛋白一旦和一氧化碳结合了，就失去了和氧结合的能力。封建知识分子一旦和王权结合，形成一体化，也就中断了封建知识分子的分化，难于形成一个接受市民文化的新队伍。
我们知道，西欧封建社会，从旧贵族、教士、商人市民中逐渐游离出了一个新知识分子阶层，他们实现了把经济、政治结构中产生出来的新因素与意识形态结构中新因素结合起来的任务。
日本也是这样。十八世纪，日本封建等级制度开始破坏。那些俸禄低微的下级武士更为贫困所窘迫，不得不出卖祖上传下来的武器。他们有的去经商，有的以收养富商子弟为养子的方式出卖武士身份。据《江户町方书》记载，在二百五十家商人中，本人是武士、浪人或祖先是武士、浪人和乡士者，就有四十八家。很多人转化为资本家。但更多的人变为知识分子，充任教师。他们成为学习传播资产阶级文化——兰学的主要队伍。公元1838年，著名的兰学家绪方洪庵在大阪设“适适斋”，讲授西方科学知识，和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二十四年间，各地来的就学者达三千余人，其中不少是下级武士。这一接受了资产阶级文化的新知识分子阶层里，出了不少明治维新的著名活动家，如桥本左内、大村益次郎、寺岛宗则等。有的则成为日本启蒙 思想家，福泽谕吉就是代表。“把刀剑换成算盘”，这是当时一个著名的口号。明治政府中出任领导者和公务员的多是下级武士出身，可以说，“整个国家机关之中都渗透了武士的势力”。明治天皇则利用由武士分化出来的新阶层，组成官僚机构。这样，维新政策得以推行，日本完成了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同样，彼得大帝也是依靠了到西欧留学的小贵族、新知识分子，在农奴制的俄国发展资本主义的。
而中国封建社会里，封建士大夫阶层与王权结合之后，就始终没有分化过。无疑，科举制比欧洲封建贵族等级制更具有民主色彩：知识分子不单凭身份，而主要靠读圣贤书就可以作官。它对广大儒生有着无比的吸引力。入仕，对儒生不仅意味着实现“治国平天下”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