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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和发展。这种学说着重从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来探讨中国封建社会停滞性问题，并在揭示中国封建国家机器的特点及其如何发挥全面控制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作用方面做了大量的分析。显然，研究是深化了。但是，如果我们进一步加以思考，又会发现问题并没有解决。为什么世界史中绝大多数封建国家都保持着和小农经济分散性相适应的分裂割据状态，而中国封建社会却能长期确立强大统一的专制主义国家政权？人们可能舍说。这是由中国是封建地主经济所决定的。那么，为什么中国能够形成和维持封建地主经济，而欧洲却是领主庄园制经济呢？如果研究者们不想把问题归到细枝末节的因素上去的话，他们又会回到强大的政权力量对经济的作用上来。这样，持这一观点的历史学家们马上会发现，自己的研究被绞进了一张难以摆脱的因果循环论的大网之中。为了克服这一困难，研究者们想出各种办法，例如提出中国封建社会中最有势力的剥削者具有官僚、他主、商人三位一体的特点，等等。
第四种有相当影响的观点是，用“亚细亚生产方式”来剖析中国封建社会。持这一观点的同志，力图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从东西方文明对比、文明起源等方面，来解释中国封建社会的停滞性。“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讨论，在国内外史学理论界一直在热烈地进行着。随着讨论的深入，人们也更清楚地认识到社会结构的丰富多样性。近年来，一些研究者指出，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是指前阶级社会——原始公社制形态，是一切文明类型在其历史初期都曾出现过的。那么，为什么这种原始形态能在东方长期保存下来呢？
除了上述四种较为流行的观点外，还有种种说法。例如说，中国封建社会是处在一个与世界相对隔离的地理环境中，它东濒大洋，西隔高原，西北、北部与东北部则是高山、沙漠、草原和原始森林。应该说，在封建社会生产水平的限制下，这种地理环境可以成为对外交流的巨大障碍，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因素。但同样的地理条件，从西周到秦汉一千年间，中国社会结建立大一统封建帝国以后的两千年历史中。因此，我们只能说与世隔绝的地理环境是一种外部条件。又如还有的学者从人口——土地的生态关系出发，指出一定的生产水平制约了二者的几例，造成中国封建社会一次次解体，从而形成了停滞问题。 总之，在探讨中国封建社会的停滞性问题时，各种观点都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于是，有的学者开始怀疑这个古老的难题提得有没有意义，研究者们是否在没有谜的地方去破谜。但是，否定一个问题从来比回答一个问题容易得多，这种否定不能消除我们心中的疑团。
1。3现代科学的启示
某些读者或许已经发现，讨论中国封建社会停滞性问题时碰到的困难，并不是材料问题，而且大多数观点在所论范围内都是具有一定说服力的。随着各种观点的深入研究，这一古老的难题无论在丰富性上还是在复杂性上都显示出迷人的色彩。 历史研究的困难常常在于：对于一些重大历史现象，我们不难从经济上、政治上、意识形态上分别找出许许多多的原因来。使历史学家们深感困惑的，不是他们怀疑自己观点的局部正确性，而是一旦把自己的观点放到整体中、放到历史发展中去看，就会发现各种原因互为因果而自己不过是抓住历史发展的链条中的一环而已。
先生们遇到困难的地方，是不是可以成为学生们前进的起点呢？在向前迈步之先，我们不妨停下脚步思考一下。是的，我们应该在方法论上有所建树，应该从仅仅分别在经济、政治、意识形态方面寻找终极原因的方法中摆脱出来，而从三者相互作用、相互关联的角度也即从社会结构的特点出发，重新探讨这一古老的难题。
在我们把社会看作一个不可割裂的有机系统，对其结构进行整体研究时，是不是可以借助于本世纪科学技术发展所提供的某些理论和方法呢？早在1914年，列宁就说过：“从自然科学奔向社会科学的强大潮流，不仅在配第时代存在，在马克思时代也是存在的。在20世纪，这个潮流是同样强大，甚至可说更加强大了。”众所周知，系统论、控制论是二十世纪以通讯、自动化和计算机为特色的科学技术革命的产物。它们不把事物看作相互孤立的因果系列和可以分割处理的机械模式，为研究错综复杂的事物提供了某些具体的理论和方法。在强调整体研究的时候，系统论、控制论还特别指出：局部特点相加之和并不等于整体特征，而必须把它们始终作为整个系统的相在依存的组成部分来加以研究。近三十多年来，系统论、控制论以惊人的速度成长着，并向各学科领域渗透。而我们，恰好正是被人们称作横断科学的系统论、控制论的同龄人。
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在创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时候，就非常重视整体的、相互联系的思想方法。恩格斯在谈到因果关系时，特别强调了从总联系的角度来考察问题。他说：“原因和结果这两个观念，只有在应用于个别场合时才有其本来的意义，可是只要我们把这种个别场合放在它和世界整体的总联系中来考察，这两个观念就汇合在一起，融化在普遍相互作用的观念中，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原因和结果经常交换位置，在此时或此地是结果的，在彼时或彼地就成了原因，反之亦然”。现代科学的发展，系统论、控制论对复杂系统的研究，恰恰可以使我们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这些基本观点时进步在方法上做到丰富化、具体化、细致化。
本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识到，“现代系统研究可以提供一种更能适当地处理社会文化系统的复杂性质和动力性质的基础构架”。近些年来，世界上已经出现了用系统论、控制论方法研究历史的工作。人们会问：这种方法和历史唯物主义有什么关系呢？我们认为，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指导下，把控制论和系统论作为一种具体方法或工具来使用，是可以尝试的。当然，这的确也是一个有待于进一步探索的理论问题。我们这本书，则仅仅是一种尝试。我们力图在历史唯物主义原则故指导下，应用系统论、控制论方法，从总体上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具体分析地主对农民的剥削结构，揭示阶级斗争激化的条件，探讨社会危机与生产力发展的关系，等等。我们认为，我们的这种尝试和唯心主义史学否定历史发展的规律性，把社会结构与社会生活的具体内容割裂开来和对立起来，是完全不同的。另一方面，有的同志认为把控制论、系统论方法应用到社会科学研究中，是不是简单化了。这实际上涉及到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相互渗透的问题。马克思早就说过：“自然科学往后将会把关于人类的科学总括在自己下面，正如同关于人类的科学把自然科学总括在自己下面一样：它将成为一个科学。”
然而，要运用控制论、系统论方法来分析中国封建社会的结构，探索其长期延续的原因，会碰到很多困难。由于这一问题的深度和广度包括了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所有方面，其时间尺度涉及到两千余年，所以对这个特大系统的重大历史现象的研究，人们往往有望而生畏之感。但是，我们发现中国封建社会所具有的某些特点，正好为利用控制论、系统论方法研究历史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众所周知，中国史有两个特点。第一，中国文明绵亘数千年而始终没有中断过，又有重视历史的良好文化传统，史料的丰富和具体是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与民族都无可比拟的。这些丰富的史料又被历代学者考察研究过。解放后，特别是近几年来，我国历史工作者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第二，直到近代世界市场形成、国家之间的联系不可分割之前，中国封建社会基本上是一个自成体系的相对孤立的系统，不象地中海沿岸的国家是一些互相渗透的开系统。在系统论、控制论中，研究相对孤立体系的方法比较成熟。中国史的这两个特点，对我们的研究是十分有利的条件。科学发展史也充分表明，那些成功的科学研究最初总是从资料丰富而又是相对孤立的系统入手，然后再把所得到的认识加以推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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