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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中国现代的同性恋
中国现代对同性恋研究的状况（2）（图）
１９９３年，中国人民大学的潘绥铭副教授和北京中央财政管理干部学院的吴宗健先生获得了世界卫生组织（ＷＨＯ）的经费补助，开展了一个较大规模的同性恋调查，他们的足迹遍及全国１８个主要城市，直接面谈８１０人次，并发出问卷，作了分析和研究。潘绥铭、吴宗健完成的同性恋调查报告先在海外的一次国际会议上发表，后来才在国内公开发表。他们希望能以座谈会或研讨会的形式，邀请有关具体执事的中层干部参加，以引导他们改进对同性恋问题的一些观念，同时还要继续筹集经费把这个研究进一步做下去。在这个各自为战的研究阶段，很值得一提的是１９９４年初，广东珠海有一位志愿者吴春生先生投入了同性恋者的研究队伍。所不同于其他研究者的是，他不仅放弃了职业、收入，以全力投入这一工作，而且公开承认自己是一个同性恋者（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中国这方面的第一人），并且以这个身份走进同性恋者的圈子进行调查研究。他说：“至少要让社会知道同性恋，让大众去评论，因为凡事都要有了解，有了解才会有宽容。”吴春生先生曾在香港和澳门的新闻机构工作，接触过一些这方面的情况，很有启迪，他希望社会能正视同性恋问题，理解他们，对他们提供各种帮助；另一方面，更要引导同性恋者向健康快乐的方向发展，尊重别人也尊重自己，从而获得社会大众的认可和接纳。他从海外争取到一些研究基金，准备在中国大陆一些主要城市进行１０００例同性恋的调查。在半年多的时间里，他走过十几个城市，一方面填写问卷，另一方面发放艾滋病防治的宣传材料，更重要的是，通过和当地同性恋者的直接沟通，掌握中国大陆同性恋的状况，了解他们所想的所做的，倾听他们真正的声音。以同性恋者的身份去调查同性恋者有很大的优越性，相互之间便于理解，便于沟通，便于接触，可以达到非同性恋者从事这项研究所难以达到的效果。但是，也可能正是这个缘故，“当局者迷”，过多地强调了这一面而忽略了客观环境与客观需求。对中国同性恋问题研究的理想机制应该是同性恋者与异性恋者的结合，这样会较为全面、客观。吴春生先生在工作过程中几乎拜访了全国所有的这方面的专家，共同切磋研讨，可惜，他的这一工作以后没有大的结果和影响。以上这些工作都是由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工作者进行的，这是当前中国对同性恋进行研究的第一条战线。第二条战线是一些医学家、医务工作者借行医之便，接触了大量的同性恋者，一些有心的医学家在为同性恋者们诊治的同时，研究他们，积累了大量的资料。和那些被调查的同性恋者相反，这些同性恋者都是主动求医的，所以比较愿意和医生合作、能讲心里话。在这些医学家中，南京医科大学的鲁龙光教授是一个突出的代表。他是一位脑科专家，长期以来致力于患者生理与心理健康的研究，在全国相当早地注意到同性恋问题，并着手研究。然而，由于社会上流行的传统观念的阻碍与同性恋者的重重顾虑，这项研究是非常困难的，南京心理卫生研究中心１９８７年以前的１０年间所积累的同性恋个案不过百余例。鲁龙光教授在研究过程中受到许多打击与嘲讽，但他仍以为人类造福的信念不屈不挠地坚持下去。１９８７年，反映鲁龙光教授研究成果的大型报告文学《颠倒的世界》发表，并先后被几十家报刊转载，在国内引起了轰动，大批同性恋者获此信息后，纷纷前来求治或书信咨询，从而使鲁龙光教授的同性恋研究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１０年间，他共积累了２５３４例同性恋的个案资料，直接求治的１１６２人，通过书信咨询的有１３７２例。他通过和同性恋者倾心交谈，深入疏导，打开了同性恋者心灵深处的大门，洞悉了同性恋者的心理世界。鲁龙光教授还以严谨的治学态度，选取了其中资料最为齐全的１０００例作了量化分析，从而使他的研究建立在一个更为科学、更为坚实的基础之上。他的这项研究起步如此之早，规模如此之大，资料如此丰富，分析如此缜密，在国内外都是少有的。（这项研究资料，本书还将多次引用，简称“南京研究”）在这个时期，对同性恋的研究是可贵的，可是社会阻力也是很大的。有些研究对同性恋问题往往是欲言又止，或者说一半、留一半。有些研究文章开始总说：“我不是同性恋，我是个异性恋者”，似乎这一声明，就表示自己是站在客观、公允的立场上了。其实，任何人都难以彻底摆脱自身所处地位和文化的影响，作为一个异性恋者，很难完全摆脱千百年来异性恋中心主义对自身的影响，因而往往在研究中表现出这样或那样的局限性。例如，不少同性恋研究者总是从“疾病”、“病态”的角度来研究同性恋，同性恋果真是一种“疾病”、“病态”吗﹖有的研究者还好心地呼吁社会对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