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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圣西门主义者。文化人信贷
安凡丹①向圣西门主义者建议成立一个文化人信贷社，把所有思想工作者组织起来，听命于、服务于金融封建统治。学者、作家、艺术家等等，都发给股票，根据他们的才能评定他们可抵押的钱数，可以预支和借贷。用这种方法，人们将消灭文化人的失业，使他们的思想转到资本的旗帜之下，使魔鬼变成天使。智慧将成为金融界的助手和仆从，不再是它最可怕的敌人。
①巴特尔米·普罗斯比尔·安凡丹（Barthélemy Prosper Enfantin，1796—1864年）：乌托邦主义者，圣西门的信徒。圣西门学派的领袖。在他的领导下，圣西门主义堕落为一个宗教学派。
圣西门主义者认为这个建议不切实际，拒绝进行试验。他们自己猜测到会有一些人反对，这样就不可能达到目的。那些人后来都成了反对者，而没有任何参加者。
（1863年3月）
（八）资本向革命宣战
1866年4月1日《两个世界杂志》刊登埃·福尔卡德（E．For－cade）的一篇政治评论：
……1851年以后，法国的工业和财政活动可以代替它过去的政治活动。许多旧有的铁路公司需要恢复，铁路网需要继续修建，需要完成大部分公共企业，需要发展生产，所有这一切都对资本大大有利。此外，在共和国的动乱时期，由于厉行节约，资本积累已经大大增加了。
这是多么明确的招供！共和国时期，资本逃到阿旺丹山上去了，使法国陷于失业、贫困和饥饿的境地。资本不但没有损失。反而增加了积累。资本象平时一样向劳动征收了什一税，霸占了人民的血汗果实，并且把它抽出去不让它流通。这一部分剩余，这一部分预先提取的收入就不再流动，除非能够换得新的利润。资本家宁愿把这部分收入保存起来而不愿把它投入生产，尽管这样会减少他们自己的收益，他们宁愿饿死劳动人民，迫使他们投降。你们进行革命，而资本却在敌人手中，资本的呼声是：你们不做奴隶，就得死亡！
（1866年4月）
（九）杀害婴儿和它的原因：上帝和资本
杀害婴儿有两个原因：资本造成了一些穷人，使穷人的女儿找不到丈夫；教会无情地摧残没有结婚的母亲。
有钱的女子能在求婚者中间进行挑选。穷人的女儿无人问津。每个女子都有一颗心。但是，对于有钱人的女儿来说，做母亲是光荣；对于穷人的女儿来说，做母亲是耻辱。这种情况是现行秩序所造成的。
上帝和资本联合起来消灭没有结婚就作母亲的女子。资本夺走她的面包；上帝夺走她的荣誉。婴儿就死在他们手里；母亲急得发狂。这样的被害者有几百万啊！
这两个杀人犯怎么样了呢？他们在那儿呢？一个在王宫的宝座上，另一个则在教堂的祭坛上。正直的人们对这些恶魔会没有不共戴天的仇恨！
（1867年）
（十）演讲稿
公民们：
我要发言，痛苦的怀疑纠缠着我的思想，使我无法沉默。在谈到有关人民大众的事业时，忠诚老实是最应尽的义务之一，口是心非这个恶习，现时成了真正的罪恶。因为，纯朴忠实的人民不能防备阴谋诡计，他们的好心善意使他们容易受人欺骗。因此，我要在这里清楚而坦率地谈出我的全部思想，我希望任何人都不要中途阻止我的演说，此外，我的强烈攻击只会对阴谋诡计不利，只会揭露他们的本来面目。
……合作是一个奇怪的新事物，是一个混血儿，它一半是蒲鲁东①，一半是马尔萨斯②，或者不如说骨和肉是马尔萨斯的，只有一些头发是蒲鲁东的。人们到处得意洋洋地贩卖这个偶像，泪盈眼框，高声欢呼：“好消息！这是真正的、美好的社会主义！坏的社会主义已经死亡了。它的罪恶杀死了它。人民对它喊道：不中用的东西！于是就抛弃了他们过去的错误观点。人民否定了他们1848年的过火行为，甚至后悔1848年把‘协作’一词扔进了垃圾堆来惩罚他们过去的罪行。他们用‘合作’这个朴实的词来代替‘协作’这个罪恶的词，‘合作’这个词排除一切羁绊的思想，只容许一点束缚的概念，因此更符合于他们谦虚的愿望。这是多么高尚而优秀的下层阶级啊！”
①比埃尔·约瑟夫·蒲鲁东（Pierre Joseph Proudhon，1809—1865年）：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创始人之一。他尤其是以他的著作《什么是财产？》一书而闻名，在这本书里，他宣布“财产就是盗窃”。在他主要的经济著作《贫困的哲学》一书中，充分暴露了他反科学的乌托邦的社会思想的特点。为了驳斥蒲鲁东这本书，马克思写了一本《哲学的贫困》，批判了蒲鲁东的反动思想。
他为实现不经过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改革”而斗争。1848年革命时期，他抱着怀疑态度。一般说来，动摇不定、犹豫不决构成了他的文学生涯和政治活动的特色。
②马尔萨斯（Malthus，1766—1836年）：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英国圣公会牧师，劳动人民的公开敌人。他认为劳动阶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穷困不堪是人口增长的结果。根据马尔萨斯反科学的反动理论，人口倾向按几何级数增长，而生活资料只能按数学级数增长。
布朗基在谈到马尔萨斯时，指的是一般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
错了，先生们！人民什么都没否定，什么都没抛弃，也没有把任何东西扔进阴沟里去。只不过是1848年的社会主义受到了排斥而已，但决不是受到人们的排斥。这种排斥并不能作为一个论据，自由主义藐视地践踏一个政治犯的尸体，只不过表示了它乐于通过一个对手来摆脱一个敌人而已。哼！自由主义者对这个过去的同盟者真是助了一臂之力呵。
等着瞧吧！这些尸体有时还会复活的。当然，在目前，1848年的社会主义进了坟墓。人们不许它再从坟墓里爬起来。此外，看守它的敌人也并没有睡觉。十六年来，他们如同坟墓一样保持沉默，并没有把一根头发来做合作的装饰品。所有的阵地都留给了蒲鲁东的社会主义，尤其是自从人们看到他们所谓蒲鲁东的信徒怎样理解和运用他的社会主义以来，这种主义显得更不可怕了。可怜的蒲鲁东啊！难道他曾想到过，一个包扎在他的理论的襁褓之中的婴孩，他名义上的亲生儿，会受到马尔萨斯之流的政治经济学的洗礼、宠爱、抚摸、教育和夸奖吗？
然而必须互相谅解。是的，在1848年存在着两个互相交锋的社会主义：一个是蒲鲁东的社会主义①，它建立在义务协作的温和个人主义基础之上；另一个是无名氏社会主义，它建立在普遍发展的协作基础之上。当时，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不可能取得胜利。因为它们的胜利不是一天就能取得的。后来，它们两个都同样遭到了失败。这是一对仇敌般的兄弟。但这两个兄弟，在他们激烈的斗争中仍然保存了一个重要的相似之处，这相似之处证明他们来自同一个根源，这就允许他们同姓共名。他们两个都向资本主义的暴政展开了你死我活的斗争，并且都宣布任何形式的利润，无论是租金、房租、地租、超过票面的金额等等都是不合法的。
①有意思的是，布朗基还不理解蒲鲁东的理论和革命的共产主义之间相隔的鸿沟。
他们只承认劳动的权力，不承认资本有任何权力。这个理论不仅是科学的真理，而且还是最高尚的道德。事实上，劳动的是人，资本只是物质。只有人能活动，资本是不能活动的。资本只是劳动者手中的死工具。因此，任何产品都不能分一份给资本。
这里不是批驳主张资本应得报酬的政治经济学这种诡辩的地方。这个插曲会超出我的演说范围。我们只要记住两个斗争着的社会主义、互助主义和协作，尽管它们有根本的分歧，但是在有决定性的一点上却是一致的，那就是它们都认为利润是不合法的。当然，这一点并不是一切。但是人们要问，这一点对地主、金融家、工业家和商业家是否都不算什么呢？我并不是不承认这两个社会主义制度里劳动组织的困难，而正是谈到这种组织，它们的对立才爆发出来，但我们可以大胆地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在于这一公式：资本的利润是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