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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也变得贫困不堪了，而且扼杀了真正法国本土的葡萄种植业，而葡萄在法国对于土地和小块地的利用都是十分有利的一种自然作物。我就不必谈盐税、彩票税、烟草的专卖了，一言以蔽之，由专卖、禁止进口、关税和物品入市税这样一些苛捐杂税、织成的网围困着无产者，束缚着他们的手足，使之日渐萎缩下去。只要谈谈这些捐税总是不分摊给富人而一味强加在穷人头上，或者更确切地说，谈谈游手好闲之徒怎样对广大劳动群众进行卑劣的掠夺也就够了。的确，这种掠夺是不可少的。
为了替王室还债和慰劳王室坐享国家幸福作出崇高的牺牲，难道不应该支付一笔巨额的王室经费吗？既然有继承权的波旁后裔所主张的主要理由之一是家族人口众多，那末，国家做事就不要悭吝，不要拒绝王子的采邑、公主的嫁妆。还有这支高薪闲职人员、外交官和官僚大军，法国为了自己的幸福应该给予他们以厚禄，以便使享有特权的资产阶级过他们更奢侈的生活，因为所有这些从预算中领取薪俸的人的钱财都花在城市中，一文钱也不应该还给农民，而何况十五亿法郎中的六分之五是农民交纳的。
难道亦不需要这位新的金融巨头，这个十九世纪的吉尔·布拉（GilBlas）①，所有内阁的辩护者和吹捧者，奥利瓦勒斯伯爵（ted’Olivarès）和勒尔麦公爵（ducdeLerme）身边的红人，来出卖高官要职以换取巨额现金吗？给代议制机器的齿轮加上润滑油，使子侄、表兄弟、表姊妹都分享到利益，这是十分必要的。廷臣、交际花、阴谋家，在证券交易所把国家的荣誉和命运标价出卖的赌棍、媒婆、情妇、承办商、警界的下流作家，这些在波兰沦亡问题上进行投机取巧的人，所有这些宫廷和沙龙的寄生虫，难道不应该使他们的腰包塞满金子吗？难道不应该使这堆有效地影响舆论的粪土发酵吗？这就是被能说善辩的内阁阁员们说成是社会组织制度的杰作的政府，这就是被他们说成是开天辟地以来各种行政机构中一切最好的，完善的事物的精华的政府；这就是他们所吹嘘的，好得不能再好的，人类最完美的政府！这真是把贪污腐化的理论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现行的制度下，智慧受到奴役，这种情况有力地证明了这种制度建立起来只是为了富人剥削穷人，只是为了不体面地、粗暴地满足富人的物质利益。事实上智慧是道德的保证，如果无意中把道德带入这种制度的话，它就必然成为破坏这种制度的力量。
①勒萨奇（Lesage，1715—1736年）的小说《吉尔·布拉小史》中的主人公。书中描绘吉尔·布拉是一个多才善辩的青年，靠投机和冒险为生。——译者
先生们，我要问一问，那些善良而有识之士被卑鄙的金钱贵族抛入贱民的行列之中，他们怎能对这种无情的侮辱不深感痛恨呢？他们怎能对他们国家所蒙受的耻辱，对他们不幸的无产阶级兄弟的痛苦无动于衷呢？他们的责任，就是唤起群众摧毁贫困和耻辱的枷锁；我已经尽到了这个责任，尽管我身在监狱中。而且我们将不怕任何的敌人而把这个责任尽到底。当我们背后有着为自己的福利和自由而奋斗的伟大人民的时候，我们应该勇敢地跃入面前的壕沟，用自己的身体作为垫基石来填平它，以便给人民开辟一条道路。
政府的机关报一再自满地提到无产阶级有公开申诉的道路，法律向他们提供了为他们谋取利益的合法手段。这是一种讽刺。税收机关就在那里张着大口紧紧跟着他们；为了填满这个永远吃不饱的无底洞，无产者必须劳动，必须白天黑夜地劳动；如果能够有点残羹剩饭给他们的孩子充饥，他们就感到万幸了。人民之所以不在报纸上写文章，不向议院送递请愿书，因为这是白白浪费时间。此外，凡是能在政界引起反响的声音，沙龙里的声音、商店里的声音、咖啡馆里的声音，总之，凡是来自所有那些制造所谓舆论的声音，都是特权阶级的声音，没有一个声音是人民的；人民沉默不言，他们远远离开这些决定着他们命运的高贵地区，浑浑噩噩地生活着。当讲坛和报纸对人民的贫困偶尔流露出几句怜悯话的时候，就有人急忙用保护公共治安的名义，制止它们发表意见，禁止它们提及这些棘手的问题，或者就大喊大叫天下大乱了。如果人们坚持己见，监狱就被用来取缔这些批评政府工作的呼声，而当一切人都沉默不言的时候，他就说：“请看，法国是幸福的、歌舞升平的：到处秩序井然！……”
尽管采取了各种防范措施，但是千百万不幸人民的饥饿叫喊还是传到特权阶级的耳边，于是他们就会狂叫起来：“必须强制执行法律！一个国家只应该热爱法律！”先生们，照你们的意思，一切法律都是好的吗？难道不曾有过一些使你们感到厌恶的法律吗？你们不承认存在着任何一条可笑的、可恶的、或者不道德的法律吗？难道可以用一个抽象的名词来打掩护吗？这个名词适用于混乱不堪的四万条法律上，它既可能指好的法律说的，也可能指坏的法律说的。他们回答说：“如果有坏的法律，那么你们可以要求修改法律；但在等待修改的期间，你们要服从法律……”这是一个更加刻薄的讽刺。法律是由十万个选举人制订，由十万个陪审员运用，由十万个城市国民自卫军执行的（因为政府千方百计地设法瓦解和人民较接近的乡村国民自卫军）。然而，这些选举人，这些陪审员，这些国民自卫军，他们都是同一些人兼任不同的职务，他们同时既是议员又是法官和士兵，结果是同一个人在早上当选为议员，也就是说，在早上制订法律，中午作为陪审员运用这条法律，晚上穿上国民自卫军的制服在街上执行法律。三千万无产者在这些演习中作了一些什么呢？他们只是出钱而已。
代议制政体辩护士们的颂扬，主要是以这个制度所奉为神圣的立法、司法、行政的三权分立为依据的。他们认为这奇迹般的三权均衡，解决了长时期以来力图解决的纪律和自由，运动和安定之间的协调问题，但他们并没有足够的令人赞美的实施方案。事实恰恰是辩护士们所实施的那种代议制，把三权集中在一小撮为了共同利益而结合起来的特权阶级的手里！不正是这种三权的混乱建立了最残酷的暴政，成为他们的辩护士的自供状吗？
结果怎么样呢？无产阶级被排除在议院之外。由政权的垄断者选举出来的议院照旧无动于衷地制订税法、刑法、行政法，所有这些法律同样都是为了达到掠夺的目的。目前，如果人民高喊饥饿，要求特权阶级放弃他们的特权，要求垄断者放弃他们的垄断，要求他们都不要游手好闲，这些人会对人民嗤之以鼻。如果在1789年人们低声下气地恳求贵族放弃他们的封建权利，那么贵族会做什么呢？他们会惩罚这种胆大妄为……现在他们对此采取了不同的手法。
这些没有心肝的贵族中最狡猾的人，感到被剥夺面包的广大群众的绝望对他们是一种威胁，因而建议稍许减轻一点广大群众的贫困，老天在上！这并不是出于人道，而是为了拯救自身免于灭亡。至于政治权利，那就根本谈不上，只能扔一块骨头给无产阶级啃啃。
另外一些有善良意愿的人，认为人民对自由已经厌倦，说人民只要求能够生活下去就行了。我不知道这是对专制政体抱的什么幻想，居然促使他们称赞拿破仑的榜样，说拿破仑善于团结广大群众，用面包来换取他们的自由。的确，这个平等主义的暴君维持了一个相当的时期，特别是因为他会迎合群众要求平等的心情，枪毙了进行盗窃的供应商，这些人在今天只要做了议员就可以不受惩罚了。然而拿破仑到底还是因为扼杀了自由而完蛋。这对那些自称为他的继承者的人应该是一个教训。
不能容许在听到饥饿人民的贫困的呼声时重复罗马帝国时代这句蛮不讲礼的话：给人民面包和戏（Panemetcircenses①）就行了！要知道人民不会乞求施舍了！从筵席桌上丢下一些面包屑来欺骗人民是不解决问题的；人民不需要恩赐，他们要依靠自己来谋求自己的幸福。人民现在要求而且将来也要求制订管理自己的法律：这些法律不再是用来反对人民的，而是维护人民的利益的，因为它们是由人民自己制订的。我们不承认任何人有权可以一时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