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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征商
海陵贞元元年五月，以都城隙地赐随朝大小职官及护驾军，七月，各征钱有差。大定二年，制院务创亏及功酬格。八月，罢诸路关税，止令讥察。三年，尚书省奏：「山东西路转运司言，坊场河渡多逋欠。」诏如监临制，以年岁远近为差，蠲减。又以尚书工部令史刘行义言，定城郭出赁房税之制。五年，以前此河泺罢设官，复召民射买，两界之后，仍旧设官。二十年正月，定商税法，金银百分取一，诸物百分取三。章宗大定二十九年，户部言天下河泊已许与民同利，其七处设官可罢之，委所属禁豪强毋得擅其利。
明昌元年正月，敕尚书省，定院务课商税额，诸路使司院务千六百一十六外，比旧减九十四万一千余贯，遂罢坊场，免赁房税。十月，尚书省奏：「今天下使司务，既减课额，而监官增亏既有升迁追殿之制，宜罢提点所给赏罚俸之制，但委提刑司，察提点官侵犯场务者，则论如制。」诏从之。二年，诏减南京出赁官房及地基钱。三年，谕提刑司，禁势力家不得固山泽之利。又司竹监岁采入破竹五十万竿，春秋两次输都水监，备河防，余边刀笋皮等卖钱三千贯，苇钱二千贯，为额。明昌五年，陈言者乞复旧置坊场，上不许，惟许增置院务，诏尚书省参酌定制，遂拟辽东、北京依旧许人分办，中都等十一路差官按视，量添设院务于二十三处，自今岁九月一日立界，制可。大定间，中都税使司岁获十六万四千四百四十余贯，承安元年，岁获二十一万四千五百七十九贯。泰和六年五月，制院务课亏，令运司差监榷。
○金银之税
大定三年，制金银坑冶许民开采，二十分取一为税。泰和四年，言事者以金银百分中取一，诸物取三，今物价视旧为高，除金银则额所不能尽该，自余金银可并添一分。诏从之。七年三月，户部尚书高汝砺言：「旧制，小商贸易诸物收钱四分，而金银乃重细之物，多出富有之家，复止三分，是为不伦，亦乞一例收之。」省臣议以为如此恐多匿隐。遂止从旧。
金史卷五十
志第三十一 食货五
○榷场
与敌国互市之所也。皆设场官，严厉禁，广屋宇以通二国之货，岁之所获亦大有助于经用焉。熙宗皇统二年五月，许宋人之请，遂各置于两界。九月，命寿州、邓州、凤翔府等处皆置。海陵正隆四年正月，罢凤翔府、唐、邓、颍、蔡、巩、洮等州并胶西县所置者，而专置于泗州。寻伐宋，亦罢之。五年八月，命榷场起赴南京。国初于西北招讨司之燕子城、北羊城之间尝置之，以易北方牧畜。世宗大定三年，市马于夏国之榷场。四年，以尚书省奏，复置泗、寿、蔡、唐、邓、颍、密、凤翔、秦、巩、洮诸场。七年，禁秦州场不得卖米面、及羊豕之腊、并可作军器之物入外界。十七年二月，上谓宰臣曰：「宋人喜生事背盟，或与大石交通，恐枉害生灵，不可不备。其陕西沿边榷场可止留一处，余悉罢之。令所司严察奸细。」前此，以防奸细，罢西界兰州、保安、绥德三榷场。二十一年正月，夏国王李仁孝上表乞复置，以保安、兰州无所产，而且税少，惟于绥德为要地，可复设互市，命省臣议之。宰臣以陕西邻西夏，边民私越境盗窃，缘有榷场，故奸人得往来，拟东胜可依旧设，陕西者并罢之。上曰：「东胜与陕西道路隔绝，贸易不通，其令环州置一场。」寻于绥德州复置一场。
十二月，禁寿州榷场受分例。分例者，商人贽见场官之钱币也。
章宗明昌二年七月，尚书省以泗州榷场自前关防不严，遂奏定从大定五年制，官为增修舍屋，倍设阑禁，委场官及提控所拘榷，以提刑司举察。惟东胜、净、庆州，来远军者仍旧，余皆修完之。泗州场，大定间，岁获五万三千四百六十七贯，承安元年，增为十万七千八百九十三贯六百五十三文。所须杂物，泗州场岁供进新茶千胯、荔支五百斤、圆眼五百斤、金橘六千斤、橄榄五百斤、芭蕉干三百个、苏木千斤、温柑七千个、橘子八千个、沙糖三百斤、生姜六百斤、栀子九十称、犀象丹砂之类不与焉。宋亦岁得课四万三千贯。秦州西子城场，大定间，岁获三万三千六百五十六贯，承安元年，岁获十二万二千九十九贯。承安二年，复置于保安、兰州。三年九月，行枢密院奏：「斜出等告开榷场，拟于辖里尼要安置。」许自今年十一月贸易。寻定制，随路榷场若以见钱入外界、与外人交易者，徒五年，三斤以上死。宋界诸场，以伐宋皆罢。泰和八年八月，以与宋和，宋人请如旧置之，遂复置于唐、邓、寿、泗、息州及秦、凤之地。
宣宗贞祐元年，秦州榷场为宋人所焚。二年，陕西安抚副使乌古论衮州复开设之，岁所获以十数万计。三年七月，议欲听榷场互市用银，而计数税之。上曰：「如此，是公使银入外界也。」平章尽忠、权参知政事德升曰：「赏赐之用莫如银绢，而府库不足以给之。互市虽有禁，而私易者自如。若税之，则敛不及民而用可足。」平章高琪曰：「小人敢犯，法不行尔，况许之乎？今军未息，而产银之地皆在外界，不禁则公私指日罄矣！」上曰：「当熟计之。」兴定元年，集贤咨议官吕鉴言：「尝监息州榷场，每场获布数千匹，银数百两，兵兴之后皆失之。」
金银之税。世宗大定五年，听人射买宝山县银冶。九年，御史台奏河南府以和买金银，抑配百姓，且下其直。上曰：「初，朕欲泉货流通，故令行，岂可反害民乎？」遂罢之。十二年，诏金银坑冶，恣民采，毋收税。二十七年，尚书省奏：「听民于农隙采银，承纳官课。」明昌二年，天下见在金千二百余铤，银五十五万二千余铤。三年，以提刑司言，封诸处银冶，禁民采炼。五年，以御史台奏，请令民采炼随处金银铜冶，上命尚书省议之。宰臣议谓：「国家承平日久，户口增息，虽尝禁之，而贫人苟求生计，聚众私炼。上有禁之之名。而无杜绝之实，故官无利而民多犯法。如令民射买，则贫民壮者为夫匠，老稚供杂役，各得均齐，而射买之家亦有余利。如此，则可以久行。比之官役顾工，糜费百端者，有间矣。」遂定制，有冶之地，委谋克县令籍数，召募射买。禁权要、官吏、弓兵、里胥皆不得与。如旧场之例，令州府长官一员提控，提刑司访察而禁治之。上曰：「此终非长策。」参知政事胥持国曰：「今姑听如此，后有利然后设官可也。譬之酒酤，盖先为坊场，从后官榷也。」上亦以为然，遂从之。坟山、西银山之银窟凡百一十有三。
○和籴
熙宗皇统二年十月，燕、西、东京、河东、河北、山东，汴京等路秋熟，命有司增价和籴。世宗大定二年，以正隆之后仓廪久匮，遣太子少师完颜守道等，山东东、西路收籴军粮，除户口岁食外，尽令纳官，给其直。三年，谓宰臣曰：「国家经费甚大，向令山东和籴，止得四十五万余石，未足为备。自古有水旱，所以无患者，由蓄积多也。山东军屯处须急为二年之储，若遇水旱则用赈济。自余宿兵之郡，亦须籴以足之。京师之用甚大，所须之储，其敕户部宜急为计。」五年，责宰臣曰：「朕谓积贮为国本，当修仓廪以广和籴。今闻外路官文具而已。卿等不留心，甚不称委任之意。」六年八月，敕有司，秋成之后，可于诸路广籴，以备水旱。九年正月，谕宰臣曰：「朕观宋人虚诞，恐不能久遵誓约。其令将臣谨饬边备，以戒不虞。去岁河南丰，宜令所在广籴，以实仓禀。诏州县和籴，毋得抑配百姓。」十二年
十二月，诏在都和籴以实仓廪，且使钱币通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