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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们如果直接把贿赂送到北京张居正的官邸，张居正也许会拒绝，于是官员就直接送礼上江陵张府，家里的人更挡不住这轮番的糖衣炮弹。朱东润在《张居正大传》提到，给张家送礼最积极的是两广的官员，大概岭南之地，自古富庶，而且也没有中原那么多礼仪廉耻之类的道德说教。张居正在一封信中说道，“所却两广诸公之馈，宁止万金，若只照常领纳，亦可做富家翁矣。”也就是说，到了他这个位置，不用去贪污，拿拿官场的常例钱，也能做富家翁。他给一位姓傅的御史信中讲到一位知县给他送礼，“屡却不已，愈至愈厚”，人家以为相爷嫌少，最后给他送上一条玉带。——他十三岁时湖广巡抚顾璘就慧眼识才，说他日后有用玉带的命。果然，到了腰玉的级别，别人主动送玉带上门。张居正大为惊异地说，这腰间的白玉，尤为殊异珍贵，这样的宝物，从哪里得来的？恐怕不是一个县令所应有的。
至于被后人多有提及、认为是张居正品行上污点的是他的私生活问题，而我觉得，比起亲属受贿、重用亲信等问题来说，个人生活问题是危害最小的。因为前者是发生在公共领域内的腐败，伤害的是公共利益，后者是私德问题。王世贞说张居正因为内宠太多，而年岁渐高，于是常服春药，这种药阳而燥，则饮寒剂排泄，冰火交加，郁结于下引起痔疮，又引起脾胃不能进食，而往上走毒深入脑部，阳亢之药性引起头部发热，再冷的冬天都不用戴帽。——据说严冬时张相爷不戴帽子，官员入内阁见张居正时，一定要摘下帽子。
朱东润以同情的笔调为居正“辩护”：“明朝的政治，充满无数腐化的因素。现代认为不应存在的事实，在当时只是一种习惯。最痛苦的是在未经指摘的时候，尽管认为习惯，但是一经指摘后，立刻又成为贪污。因此从事政治生活的人，随时随地，都受着物质的诱惑，也就随时随地，会蒙到仇敌的指摘。”张居正毕竟也是生活在文化和制度下的凡人，强大到无处不在的制度和文化，他哪能抵御呀！
“腐败”是帝王一张牌
和私德不修、广受贿赂相比，破坏一种公平的制度是更大的腐败。在现代国家，宪政体制下最基本、整个社会赖以生存的公平保障是选举制度和司法制度，而在明朝，整个社会政治生活中最起码的公平是科举。无论是勋戚子弟，还是寒门秀士，在科考面前基本上是机会均等，如果这个制度的公平性受到了损害，政府的信用可能将受到最大的质疑。
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说张居正教子甚严，不允许儿子和各省的督抚以及边塞将帅私通信件，在京城也不许儿子和官员结交，收受贿赂多是他家乡的父亲、兄弟以及仆人干的。对自己寄予厚望的儿子们，张居正不希望他们没出息到收点银子，买些田地，而是希望他们和父亲一样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如此，给儿子谋取最大的私利就是科举舞弊，让儿子们顺利进入宦途。科举的腐败是那个年代最大的腐败。
张居正的六个儿子，其中前三个儿子敬修、嗣修、懋修在他当政时中进士，而且嗣修为榜眼，懋修为状元。有一个马屁精送给张府一副对联写道：“上相太师一德辅三朝功光日月；状元榜眼二难登两第学冠天人。”说的就是张家的盛况，张居正欣然将其挂在家中。
万历二年，长子敬修参加会试落第，张居正很生气，那年的进士便不馆选，所谓馆选是不定期从进士中间选庶吉士进翰林院培训。庶吉士称为“储相”，那一届的进士受了池鱼之殃，丧失了做“储相”的机会。三年后他的仲子嗣修高中榜眼，再过三年到万历八年，六年前落第的敬修和三弟懋修一起参加会试，都成为进士，而且老三是状元。
尽管张居正的几个儿子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且都天资不错，但在父亲当权时，如此高密度地中进士，且名次靠前，天下士子当然会忿忿不平。理论上说，不管父亲官多大，儿子也有和其他士子一样参加科举的机会，否则就是对其不公平了。但在那种贪腐的文化和专制的制度下，只要参与竞争，就很可能对别的士子不公平。因为一个人官做到足够的份上，贪腐、谋私都不需要自己费脑子，自有人替他操办，所以有时不得已而矫枉过正。居正殁后，太仓王锡爵为相时，儿子乡试中了头名解元，被天下人责难，王锡爵为了避嫌，干脆不许儿子参加会试。直到王锡爵退休多年后，这个儿子才高中榜眼。
对这种最大的腐败，唯有当时的最高统治者皇帝可以阻止，但皇帝不但不阻止，反而纵容、鼓励。万历五年张嗣修会试中式后，照程序参加殿试，殿试的主考官是皇帝，所以进士称天子门生，但皇帝只是名义上的，真正主其事的是读卷大臣，内阁首辅当然要参加读卷，张居正要求回避，万历帝说，“读卷重要，卿为元辅，秉公进贤，不必回避”，就是举贤不避亲的意思，而且说了句大实话：“先生大功，朕说不尽，只看顾先生的子孙。”张居正官做到了顶点，家里也不缺钱财和田地，皇帝能酬劳他的，只有牺牲公平，拿国家的名器送人情。
张居正死后被皇帝清算，利用权势为儿子在科举场上谋私利成为重要攻击点，南京刑科给事中阮子孝弹劾张居正三个儿子“滥登科第”，皇帝看完奏疏，下旨将张的几个儿子的官职、科名革除。——反正皇帝什么时候都有理，科场腐败在以前是一种酬劳元勋的礼物，几年后成了惩罚张家的理由。
感觉危机而骑虎难下（1）
张居正越来越老了，加上国务缠身和内宠过多，他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而他辅佐的万历帝，一天天长大进入青年时期。
此时，张居正的权力和威望正处于鼎盛时期，尽管他对下僚越来越专横，但作为一个识穷天下、读通经史而又在宦海浮沉三十余年的首相，站在人生的顶峰，强烈地感觉到一种危机感。卸磨杀驴、鸟尽弓藏、功高震主，这类典故历史上不知有凡几，他不得不考虑自己和家族的未来。
万历六年他回家葬父时，皇帝担心他在家盘桓过久，一天之内下了三道诏书让他尽快回京，——如此急迫真如当年宋高宗十二道金牌令岳飞回京一样，只是张居正回来是辅政，岳飞回来是等死。如此旷代恩荣，张的门生、湖广巡按朱琏要在江陵建一个“三诏亭”以示纪念，张居正去信阻止，他很明白地对这位官员说，建三诏亭，情意甚厚，但是他日情势一变非同今天，高台倾覆，曲池填平，我的宅第也许都不存在了，这个亭子不过是五里铺上一个普通的接官亭，到那时谁能说见过所谓的一日三诏之事呢？
万历八年，皇帝已经虚岁十八了。张居正想到激流勇退，他上疏请求退休，恳切地说：“每自思维，高位不可以久窃，大权不可以久居”，然后解释自己以前因为时机未到，不敢突然乞休，现在中外安宁，皇帝已经大婚，也行了耕藉和谒陵大礼，圣志已定，圣德已新，朝廷忠贤济济，意思是皇帝完全可以自己亲自处理政事了。但张居正毕竟是张居正，内心自信而骄傲，尽管他明白功成身退的大道理，但言语中不由得流露出自己的个性，这种细节把握是最难的，他在这道奏折里说：“臣于是乃敢拜手稽首而归政焉。”
注意，张居正说的是“归政”而不是普通的“乞休”，他在万历初年厉行新政时，一个很重要的措施就是“核名实”，中国人讲究名实相符，讲究正名，因此特别喜欢在字眼上做文章。所谓归政就是把执政的权力还给皇帝，这就意味着他认为在此之前，他并不是普通地辅佐皇帝，而是代替皇上发号施令。万历年间的沈德符注意到这个细节，他说曾经有人当面奉承张居正的相业，张居正大咧咧地说，我非相，乃摄也。“相”是宰相辅佐帝王，“摄”就是行摄政之实。沈德符就此评论，千古至今，明确据摄政之位的只有周公姬旦和王莽，难道今天能有第三个？沈氏认为张居正自言“归政”，俨然把万历帝当成周成王。而张居正因骑虎难下，终于不免霍光和宇文护的下场。（《万历野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