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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时,有人劝晏将已改废科目之书〃留之以待复旧〃,皮锡瑞以为〃其在十二万年后乎?〃主张不必留。晏氏幸亏未听皮言,他后来发现〃经学书犹有人买,是为五经义之故也〃。
由于尚有〃五经义〃这一科目在,晏的损失当不如以前估计之大。但戊戌政变后科举果然复旧,晏在新学书籍上的投资又面临当下的损失(即使他有远见将新学书保存到几年后再次改科考时,资金的回收期也太长),改科考对书商的直接影响是很明显的。
对应试者来说,考试以新学是尚意味着中国腹地的读书人可能因买不到〃新学〃书籍、或买到而熟悉程度不够而竞争不过久读新学书籍的口岸士子。山西举人刘大鹏即大约到1895年赴京应试后,才了解到口岸士人读的是什么书。在集中补习新买回的新学书籍后,他终于醒悟到〃当此之时,中国之人竟以洋务为先,士子学西学以求胜人。〃这最后一点是关键性的:
如果不学西学,就很难〃胜人〃。1902年,清政府又一次废八股而改试策论。次年刘大鹏到河南开封再次应会试时,发现在山西还不多见的〃时务等书,汗牛充栋,不堪枚举其名目。凡应会试者,皆到书肆购买时务诸书,以备场中查对新法。〃可知新学的传播呈现出显著的区域性,读不同书籍的士人已不在一条起跑线上,科举考试的公平性和选出之人的代表性均已不及以往。
2007…2…27 19:28 回复
drewj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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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楼
胡适在1932年曾说:
我们中国这六七十年的历史所以一事无成,中国的民族自救运动之所以失败;〃都只因为我们把六七十年的光阴抛掷在寻求建立一个社会重心而终不可得〃。
由于过去各专门史之间畛域明晰,互不越雷池一步,胡适这个观点不甚受人注意。其实,把所有问题都归结于社会重心的缺乏固然太过宽泛,但若能跨越各专门史的樊篱,从社会方面探索思想和政治演变的造因,并反观思想演化对社会变迁的影响,似为今日值得进一步探索的途径。
这样,不论是为了实行以澄清天下为己任的志向,还是为了做官光宗耀祖,甚至纯粹就是想改变生活状况,只要想走仕进之路(以及获得与此相关的教职),任何士人都必须转向以西学为主流的新学。山西举人刘大鹏是被动追随者的一个显例,而湖南举人皮锡瑞则是一个主动追随者,他在光绪二十四年初决定加入南学会时自述说:〃予入学会,特讲求新学。考订训诂,恐将束阁,不复有暇著书。〃皮氏家境不丰,以教馆为生,他的趋新可见明显的社会层面的动机。他那时曾与偏旧而家有恒产的湘籍学者叶德辉交谈,颇感叹叶之所以能〃不喜新学〃,即因其〃进退裕如,故不需此〃。此语殊可玩味,不能〃进退裕如〃的皮氏自己,就不得不放弃自己原来所长的考订训诂而讲求并不熟悉的新学,以迎和当时湖南地方官正在推行的新政而取得馆地。
在四民社会晚期;〃耕读〃为业本已越来越成为一个象征,许多读书人并不真的耕种土地,而是实行所谓〃笔耕〃。教书的馆地对不能做官的读书人来说不啻生活的保障,科考的转变直接影响到何种人才能得到教职。当戊戌年湖南新政勃兴时,有一位〃在沪上方言馆多年,通西国语言文字〃的师璜,即〃闻湖南兴西学,归谋馆地〃。那年五月,江西有位趋新士人雷见吾来请皮锡瑞代谋职,皮即指出〃既停八股,或者谋事不难〃。可知兴西学即为通西文者开放馆地,而停八股则新人谋事不难。到戊戌政变后科举复旧,前此〃各处书院求山长〃的现象〃今无闻焉〃。同样的人在不同政策之下当即可见境遇的判然两别,科举改革真是有人欢喜有人愁。
如果仅是考试内容改变,讲旧学者尚有一些选择余地,因社会上仍存在估计会复旧者。到科举一废,不会新学者就只能失馆,已不仅是束脩厚薄的问题了。如刘大鹏所慨叹:〃士为四民之首,坐失其业,谋生无术,生当此时,将如之何?〃
这才是几千年未有的大变局:传统社会是上有政教,下有耕读,从耕读到政教的路前已较难,但终未断绝;如今此路不通,意味着整个社会的上升性社会变动途径不得不转向。新办的学堂不论从制度上和数量上均不足以代,而期望在社会阶梯上升等的人却并未稍减,社会动荡的一个重要造因已隐伏在那里了。
清季兴学堂之举,就值得再作考察。
清政府在改革科举之时,已开始兴办学堂来填补科举制的教育功用,这本是很有见识的举措。但一种新教育体制并非一两纸诏书在短期内便可造成,而清季举国都已有些急迫情绪,终于不能等待学堂制的成熟即将科举制废除。旧制既去,新制尚不能起大作用,全国教育乃成一锅夹生饭。新学堂确实培养了不少〃新人物〃,却未必养成了多少〃新学人〃。学子无学,是后来其社会地位逐渐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
2007…2…27 19:28 回复
drewj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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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楼
据章太炎在1897年的观察;〃浙中风气未开,学堂虽设,人以儿戏视之。〃
以浙江靠海之近,而风气尚未开,学堂不过被视为儿戏,余处概况可以想见。几年后,风气已大开,但学堂的教育质量仍不高明。1903年有人调查了江南的教育界,发现〃仕宦中人,竞言开学堂,不知学堂为何事也;地方绅士,竞言开学堂,则以学堂为利薮也;士林中人,竞言开学堂,只以学堂为糊口也。〃
观此可知上有所好,下必趋奉;诏书一下,人人皆竞言开学堂。但事前并无人才物质的充分准备,许多新学堂也就难以起到原设计的建设性功用。
真要广泛推行新学,还有许多实际的困难。早在从八股改试策论时,就不仅许多考生不会做,更缺乏合格的阅卷者。这在戊戌时的湖南一直是使趋新士人焦虑而未能根本解决的问题,他们后来不得不在《南学会章程》中〃添入愿阅课卷一条〃。
改策论已师资不足,遑论新学西学。故南京、苏州、上海等地〃最著名大学堂〃的情形是:〃陆师学生派充师范,八股专家支持讲席;以格言语录为课本者有之,以夏楚击碎学生首者有之。禁阅新报、禁谈自由。〃而〃各府州县之中小学堂以及私设之蒙学堂,则分科教授,目录未知;官样文章,胡卢未肖。〃
在办学堂最著力的张之洞长期管辖的两湖地区,在1903年时也甚感〃苦无教习〃,最多只能办不太合格的中等学堂。当地的留日学生观察到:〃今日欲聘教习,求之中国,能教英文、算学者则有之矣,能教物理、化学者则未之闻也。〃如果想聘请留学生,则〃留学生之卒业者,寥寥无几。即间有一二,亦不易于招致。〃若聘外国人,则〃言语既苦其难通,薪俸又嫌于过重〃。结果,湖南的新兴学校里,教习〃无非调剂老朽之举贡编修〃。可知两湖地区的情形与江浙基本相近。梁启超认为这是那时全国普遍的现象。他在《新民说》中指出:
当时各省虽〃纷纷设学堂矣,而学堂之总办提调,大率最工于钻营奔竞、能仰承长吏鼻息之候补人员也;学堂之教员,大率皆八股名家弋窃甲第武断乡曲之巨绅也。〃
教员如此,学生自然高明不到哪里去。梁启超在戊戌年曾希望〃异日出任时艰,皆'时务'学堂十六龄之子〃。叶德辉即反驳说:〃天津水师学堂、上海方言馆、福州船政局,粤逆平定后即陆续创开,主之者皆一时名臣大僚;三十年来,人材寥落。岂今日十六龄之子异于往日十六龄之子?
亦岂今日之一二江湖名士异于往日之名臣大僚? 然则人材与学堂,截然两橛,概可知矣;然则学堂与书院弊之一律又可知矣。〃
如果说叶德辉是因守旧而多见新学之不足,长期主持北洋学堂的新派人物严复也赞同此看法,他指出:〃旧式人才既不相合,而新者坐培养太迟,不成气候。既有一二,而独弦独张,亦无为补。复管理十余年北洋学堂,质实言之,其中弟子无得意者。〃除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