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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获得理想主义者的身份有些身不由己，他们是被革命时代抛入世俗时代的陨石，带着往昔岁月的巨大惯性。他们坚硬的裸露使他们格外显眼。他们对物质的横行持有尖锐的批判立场，却又试图避免颐指气使、横扫一切的嚣张，这使他们陷入尴尬和矛盾。他们最初是以叛逆的身份出现的，谨慎地防止父辈的旧病在自己身上复发。绝对化的理想和暴力常常是孪生兄弟。从这个意义上说，“新文人”身上又带有反理想主义色彩。在他们身上居然存在着截然相反的两种因素，这使他们在单纯的同时，又显得极为复杂。
二
固然，“新左派”多出自六十年代一群，有些人深受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并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对诸如《鞍钢宪法》的合理性这类难度系数颇高的证明题情有独钟。应当承认，他们是学术上的八级工，但是，总体上讲，这群自幼在革命传统下长大的红孩子，却大多成了自由主义的私生子。长成以后才发现，他们的面容与父辈们大相径庭，却与“五四”以来的自由主义精神传统有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亲缘关系，不知那个主义有何等魔力，竟可借腹怀胎。当积极自由主义和消极自由主义之争出现的时候，“新文人”中大体都站到消极自由主义一边，把老伏尔泰的名言“我不赞成你的话，但我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当成座右铭。他们趋同于约翰·罗尔斯在《正义论》中的立场：“每个人都拥有一种基于正义的不可侵犯性，这种不可侵犯性即使以社会整体利益之名也不能逾越。”〔1〕毕竟，人们的理想纷纭复杂，很难相互比较高下，更难于排出次序。有一些价值是无法比较的。由于世界本身的复杂性，对于世界的认识，版本越多，就越有利于了解真相，而不是像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所理解的那样，人类只有一种最佳的生活方式，并把价值冲突看成不完美的标志。鲁迅先生就对“以众虐独”的现象持鲜明的反对态度，孔多塞在谈论古希腊城邦时也曾满怀忧伤地想到，“当时哪怕是最完美的政体结合，最多也只是以人类半数的自由或幸福为其目标的”〔2〕。因而，个人空间的最大化和社会对个人进行干预的最小化，始终是缠绕着人类文明史的重要主题。“新文人”如同“五四”以来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一样，更多地从启蒙时代思想家那里获取精神资源，把宽容视为对人类理解力局限的一种补救。约翰· 格雷说：“正义并不只是以一种声音说话。”〔3〕“新文人”对知识分子的自我圣化持怀疑态度，他们造话语霸权的反，也绝对不是为了自己体验拥有霸权的快感。他们深深感到了一元化的危险，因而他们并不因自己的自由而影响他人的自由。
体现在“新文人”身上的最主要的文化特征，就是在理想的坚守中，对一元主义、对绝对理想主义保持高度的警惕。敬文东在他的著作的一开始就说：“这本小书充满了偏见、呓语和胡说八道——这是首先要提醒读者注意的。这说明作者本人并不知道什么是真理，更不知道何处有真理；他只相信：真理大于凡人，它不是凡人能够掌握的，真理最多只存在于人间的少数尤物手中，而像他这样渺小的凡夫俗子所能拥有的，不过是些无聊的偏见罢了……既然如此，读者就不得以真理和正义去要求这些文字排泄物了。”这段话并非虚假的谦词，从中我们不难看到“新文人”对他人的宽容和对自身的省察。
“新文人”在叛逃上代和上上代的绝对精神的同时，却低估了更年轻一族的“逃逸速度”，仅仅几年之后，后者便集体开始“胜利大逃亡”。他们惊讶地发现，八六级和九○级有着巨大的差异。相对于前辈，“新文人”是反理想主义者，而相对于后生，他们却成为精神家园的守护者，而且，随着市场化的一代逐渐成为时代主流，“新文人”的理想主义者身份也愈发凸显。他们独守时间深处的孤灯，志在接续文化的香火，对物质时代的简单法则不屑一顾。他们对“新新人类”的指责，实际上重复了一百多年前托克维尔的批判：“我看到一群难以数计、彼此相似和平等的人在不停地忙碌，以取得渺小和庸俗的欢乐来充实灵魂。他们每个人都独居一隅，不关心其他一切人的命运；他们的孩子和私人朋友构成了他全部的交际环境，至于他的同胞，他虽在他们的身边，却视而不见；他接触他们，却什么也感觉不到；他只是为了自己而存在，如果说他还有一个家庭，那可以说他至少不再有祖国。”〔4〕尽管“新文人”执著于个人价值的实现，但他们仍然对极度个人化的“上海宝贝”们多少表现出反感，原因是在他们眼中，原子式的个人主义永不存在。个性的扩张需要建立在良性的基础上，个人秩序的建立应当是建设性的，而非破坏性的，像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所说的那样，建立“成员们……能够发挥各自优点与个性的‘人类共同体’”。从他们对“新新人类”的态度上，我们几乎可以看见他们宽容的边界。他们希望改变这种现状，积极自由主义的身影，又在“新文人”中隐约闪现。当然，如前所述，他们不会再使用父辈们的旧招术，他们只想借助语言的力量，因为在他们眼中，言说不仅是惟一，而且是最有效的应对途径。
三
对于季节的更迭，人们除了适应，似乎没有别的办法。每个季节都在最大限度地修改上个季节的容貌，以显示自身的价值。不同季节之间的差别远远大于它们之间的联系，即使它们可能离得很近。但是，如果我们把时间尺度放大，就会很容易在旧岁中找出相似的影子。当我们关注二十世纪中国人的代际关系时，会发现代际的更迭具有“隔代遗传”的特点，尽管几乎每代人都对上代人的精神传统提出质疑并进行修正，甚至这种叛逆行为还会带有矫枉过正的夸张色彩，但是，我们不难从时间深处找到相似的群落。出生于极权时代后期、成长于开放初期的“新文人”，在某种意义上，成为文化复兴事业的担当者。他们要使思想和学术回归它们自身，而不再为某某路线的贯彻执行提供动听的修辞。他们是文化的信奉者，相信只有文化才最终具有穿越时间和征服人心的力量。当文化摆脱了强权和外力的操纵，回到自身的轨道上，它的价值更值得信赖和尊重。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到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身影。他们的思想学术条件，惟有五四那代人有过，他们与其有精神上的一致性。他们逆着时间的流向，寻找“五四”弦音中断的地方，并从那里开始自己的吟唱。他们不指望成为英雄，只希望自己成为文化传承的链条中不可缺失的一环。为此他们做好了足够的准备，包括应对精神的箝制，和物欲时代的降临。
长期以来，我个人对“新文人”一代的复杂心境主要来自他们自身的两面性，即交织在他们情感中的理想主义与反理想主义、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学术本体与社会功用的复杂矛盾。我深刻地认识到选择的艰难。这些矛盾，实际上一直缠绕着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史。“新文人”的价值取向，关乎他们在代际链条中的定位。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和我的同龄人逐渐意识到矛盾本身就是一个无法分离的整体，撇开积极自由去求取消极自由是不可能的。林毓生先生在一九九四年写道：“传统的自由主义者，特别强调消极自由（即提供个人自由的空间，至于每一个人在这样空间之内是否主观上感到自由，不是那么重要），不强调积极自由。甚至强调消极自由到了反对积极自由的程度。现在开始有了一点转变。主要是受到了黑格尔的某些影响。我过去也认为消极自由特别重要，而不谈积极自由。因为我认为积极自由很危险，因为往往在谈积极自由的时候把消极自由给消解掉了。但我现在觉得，应该更复杂一点。不能完全谈消极自由，也要谈积极自由。但有一点：必须在消极自由的前提下谈积极自由，而不能在积极自由的前提下谈消极自由。这很重要。”〔5〕“新文人”的最终进步体现于他们走出了简单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理想主义和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