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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的“专长”在形而下的物质界，而宗教的“专长”在形而上的精神界；科学的力量在于她的“实事求是”，宗教的力量在于她的“锲而不舍”。许多科学大师都曾直面科学与宗教的关系，其中爱因斯坦是最为著名的一个。作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曾在不同的场合多次论述科学与宗教的关系。在一次著名的演讲中，爱因斯坦明确指出：“科学与宗教的冲突产生于严重的误解。即使宗教和科学是泾渭分明的两个领域，但它们之间仍然存在着互相促动、互相依存的密切关系。”〔10〕
在与彼得·巴肯的对话中，爱因斯坦对这一观点进一步给予强调：“我不认为科学和宗教是天生的两个敌人。事实上，我相信它们之间有一种非常密切的关系。” 接着他用非常形象的语言对科学与宗教的关系进行概括：“没有宗教的科学是瘸子，没有科学的宗教是瞎子。”〔11〕这已经成为论述科学与宗教之关系的第一名言。
相对于其他一些科学大师的观点，爱因斯坦在此问题上的观点是比较开明，比较客观的，与本文的观点也是基本一致的，即科学和宗教是世界中的两个巨大存在，它们不是互相敌对的，而是互动互补的，因为它们各有所长，但也各有所短。
科学的局限在于其对形而上的无能为力，宗教的局限表现在其对现实生活的淡漠背弃。然而宗教中人必须存活在现实世界中，他们无法离开形而下的物质生活，因此在聚焦于形而下的科学繁荣昌盛的时代，宗教受到了程度不同的影响乃至冲击是在所难免的。由于科学在现实世界中的巨大成功，人们企图扩大其疆域，把它超限地运用于形而上的领域是可以理解的，但这是不可取的。人为地改变事物的本质属性其后果要么是弄巧成拙，要么是得不偿失。不少学者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著名社会学家兰斯基和诺兰在他们的名著《人类社会》（第八版）中断言：“现在人们应该清楚在科技发展和自由、公正、幸福之间没有对应关系。事实上，人们更应该问：科技发展是否把人类社会诱上了付出经常大于获得的演化之路。”〔12〕
古代哲人一再强调“中庸”的重要，但人们要真正做到却是十分困难的，几千年来也没有多少人真正做到。在科学和宗教问题上更是如此，不是把科学万能化，就是把宗教僵化。万能化和僵化实际上是同义的，其结果都只会是事与愿违。世间万物都不是绝对的，都不是万能的，都不是没有局限的，而正是这种先天的局限使万物的共存成为可能，成为现实。科学与宗教在表面看来是各执一端、水火不容的两极存在，但它们各自的专长和局限则从根本上奠定了它们可以和平共处的基础。
注释：
〔1〕这里的“科学”是用其狭义，即西方自然科学，尤其指以实用为目的的现代科技。
〔2〕转引自Harry C。Triandis， 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 Westview Press； Inc。1995，p。2。
〔3〕杨振宁：《中国文化与科学》，1999年12月3日在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的演讲。
〔4〕Max Weber，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translated by Talcott Parsons，George Allen and Unwin；1930。
〔5〕幼年丧母，中年丧妻，老年丧子。
〔6〕Ronald Inglehrt； Modernization and Postmoderniza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7。
〔7〕A Response to a Greeting Sent by the Liberal Ministers'Club of New York City；Published in The Christian Register； June； 1948。Published in Ideas and Opinions； Crown Publishers； Inc。 New York； 1954。
〔8〕转引自Wendy Griswold； Cultures and Societies in a Changing World；Pine Forge Press； 1994，p。6。
〔9〕Max Weber 〃Science as a Vocation。〃 In Gerth and Mills （ed。） 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129～156。
〔10〕 Science； Philosophy and Religion； A Symposium； published by the Conference on Science； Philosophy and Religion in Their Relation to the Democratic Way of Life； Inc。 New York； 1941。
〔11〕Peter A。Bucky； The Private Albert Einstein； Kansas City； 1992； p。85。
〔12〕P。Nolan and G。Lenski； Human Societies： An Introduction to Macrosociology （8th ed。）； Mcgraw－Hill College； 1998；p。387。
泰戈尔与西方
？ 胡勇前
一、桂冠与狞笑：欧洲呈现的两副面目
在许多人心目中，泰戈尔是一个文化使者，他操着印度古老的哲学和诗歌语言，向西方人宣讲着东方福音。这固然是泰戈尔一生活动，尤其是晚期频繁的国际讲学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但这种看法中还是包含着一种误解，以为泰戈尔对于现代文明，从一开始就是批判的、排拒的，近代以来高速发展的西方工商业社会正是这一文明的生动体现。
其实，在一生中的绝大多数时间，泰戈尔对西方的态度是理解、尊重，乃至相当友好的。且不说早年在“梵社”（他父亲是其中一位重要领导人物）的开明知识分子中所受到的欧洲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也不说青年时代第一次英国之行就给他留下了最初的良好印象，更不用说正是西方社会的推崇才使他获得了世界性声誉，借助于这一声誉，他和许多西方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建立了深切的理解和友谊。一个有这种经历的人，是不大可能被文化保守主义和地域色彩所蒙蔽的，他很难做到不把自己看作一位世界公民。正如泰戈尔的传记作者所指出的，和西方的密切接触“使他原已十分广博的人道主义同情心更加宽广，并深化了他对那种激励西方心灵去建立伟大功业的智力和精神的理解”〔1〕。
在这点上把泰戈尔和甘地作一个对比是很有意义的。泰戈尔逝世时，印度国大党领袖、后来的印度首任总理尼赫鲁从监狱里致书报界，在追忆了泰戈尔和甘地两人对他的深刻影响之后，说道：“还有一件事一直使我惊叹不已，祖师（指泰戈尔）和甘地从西方或其他国家吸收了许多东西，特别是祖师尤其如此。他们之中谁都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他们的使命面向整个世界……令人奇怪的是，尽管是那么一致，从知识、思维和文化的同一个源泉中汲取自己的鼓舞力量，然而两人间存在着多大的差别！也许没有任何两个人会像甘地与泰戈尔之间存在着那么大的差异！”泰戈尔一直把甘地当作圣徒看待，并把唤醒沉睡的印度民族的希望寄托在甘地身上，两人之间也终身保持着相互尊重和友好的关系。但当甘地发起反对英国政府的全国不合作运动，并倡导用手工纺纱抵制英货的时候，泰戈尔却改变了一直支持甘地的立场，明确地表示了自己的忧虑：“我相信，我们印度人现在应该向西方和它的科学学习更多的东西。通过教育，我们应该学会相互间的合作……把我们的精神同西方精神割裂开来的当前的种种企图，犹同精神自杀。在当代，西方占支配地位，因为西方已经完成了自己的誓言。我东方民族应该向西方学习。遗憾的是，我们丧失了继承自己文明的力量。所以我们无法知道，如何给西方文明以正确的位置。但只说从西方获取援助是个错误，怂恿地方的狭隘性，它的结果除了精神的痛苦之外还能有什么呢？”〔2〕当然，圣雄甘地也绝不是狭隘的排外主义者，他经常以感激的心情承认自己对《山林布道》和梭罗、托尔斯泰、罗斯金等西方人的著作负有债务，但他既然身为民族领袖，便不得不对某种民族情绪赋予戏剧性的形式，并夸大它，以便鼓起人民的热情。对两人均抱同情的罗曼·罗兰对此评论道：“不合作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