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闹贫劝。�
另一类思想观点
尽管中国特色的经济自由主义借用甚至发挥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在上述几方面的观点，但是它并没有全面地吸收和继承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全部理论体系。它对西方主流经济学采取的是“各取所需、为我所用”的态度，只援引自己喜欢的论点，而回避甚至闭口不提那些它所不喜欢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重要思想观点。
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者们极力回避不提的这样一些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重要思想观点包括：
——以公共利益为出发点。西方的主流经济学尽管主张让个人自由地追求自己的私利，但是它看待任何问题的出发点却是公共利益。
近现代西方的经济学从其产生之日起，关注的就是怎样才能增进公共的福利、特别是整个国家的福利；就连亚当。斯密的那部主张经济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奠基之作，讨论的也是如何才能增进“国民财富”。按近现代经济学的观点，只有那些从公共利益角度来讨论经济的运行规则的学说，才能被看作“经济学”，它也正是这样看待近代的经济学产生之前的经济思想的。
由于近现代的西方经济学以公共利益为经济研究的着眼点，它就不能不重视对经济福利的分析——它必须以所谓“实证的”微观经济分析为基础，去进一步研究整个社会的经济福利；
——有关市场失灵的一整套经济理论。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承认现实当中的许多具体条件可以导致市场失灵，它还深入研究了市场失灵的各种情况。它的理论分析已经证明，现实当中必定会存在许多具体因素，如不完全竞争的市场、外部性、信息的不完全等等，它们都会使自由运行的市场没有效率。只要存在着这些因素，即使市场是自由运行的，资源配置也不会达到“帕累托有效率”。这些有关市场失灵的经济理论，成了当代西方的主流经济学承认国家干预和调节的思想基础。
——有关非自由贸易的贸易政策好处的理论分析。
最近几十年经济分析的发展，已经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贸易理论中产生了一些新的理论模型，如有关“战略贸易”的理论模型等等。这些模型引入了一些现实的因素，如通过边干边学可以在生产时自动提高生产率（“学习效应”），这些因素与金融市场的不完全、企业技术进步的外溢效应等等相结合，就会导致在某些落后国家实行贸易保护比搞自由贸易要好。其实，在西方主流经济学发展的历程中，不断有主流经济学中的重要人物（如19世纪英国的约。斯。穆勒）按照这条思路承认保护贸易可能对一国更好。这样就形成了一些承认保护贸易可能更好的理论观点和理论模型，只不过这些观点和模型在西方的主流经济学中一直不占主导地位罢了。但是，因为西方的主流经济学承认在经济生活中适用的模型可以是很不同的，它就并不否认存在着保护贸易比自由贸易更好的可能性。
——有关公有制企业同样可能有效率的观点。虽然西方的主流经济学历来把私有制看成是有效率的经济活动的前提，但是也经常有一些主流经济学训练出来的杰出学者坚持并论证公有制企业同样可能有效率。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是20世纪30年代兰格等经济学家对“竞争社会主义”的论证。最近一些年来西方的主流经济学内部又出现了很强烈的反对私有化的思潮，认为对于企业的经济效率来说，重要的不是私有化，而是实行充分的竞争。这些事例都说明，使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也完全可以证明，公有制企业可能有充分的效率。只不过西方的大多数主流经济学家不喜欢从而也不想接受这个论点罢了。
对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上述这些重要思想观点，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者们一贯地闭口不提。令人惊异的是，就是整个的中国经济学界也极少谈论这些思想观点，以致在中国人心中造成了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很大误解。
第三节 中国特有的误人之见
尽管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者借用了西方的主流经济学、特别是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某些观念，从它们那里找到了一些思想上的支持，但是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本质上是中国的特殊环境的产物。中国的特殊国情使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一开始就带着许许多多中国的特色，具有许许多多自己特有的思想观点、信念和信条。这些思想观点、信条和信念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甚至西方的经济自由主义所没有的，而且往往与在西方经济学家中流行的信念相冲突。正是这些东西构成了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所特有的特色。
本节下面所列举的，就是中国经济自由主义所特有的那些特别有害的思想观点、信念和信条。它们包括：
1。“改革开放”至上的政治标准和思维定式，这种思维定式把“改革开放”本身当作经济政策为之服务的目标，当作衡量一切政策的准则。
自90年代初以来，由于国人的政治化思维习惯，特别是由于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者们的有意鼓吹，这种思维定式已经在中国的经济学界占了统治地位。结果是形成了这样一种舆论氛围：说一种经济政策好，应当实行这种政策，就必须先论证这种政策是“改革开放”的政策；而谁要是被戴上了“不改革开放”的帽子，他就不仅被宣判了政治上的死刑，甚至在学术上也很快就被视为一条死狗。
在制造这种氛围的过程中，中国特色的经济自由主义者们扮演了急先锋的角色。他们总是以“改革开放路线的代表”自居，以“引导改革开放的潮流”的面目出现，不但把“改革开放”拔高成唯一的政治原则，而且把它变成了衡量经济政策的唯一准则，把“反对改革开放”化成了消灭其对手（政治上的甚至学术上的）的大棒。最近几年，这种政治化的手法更是愈演愈烈，逐渐发展到把改革与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等同起来，甚至发展到把改革与鼓励少数人侵吞公共财产等同起来。
最近，一位经济学上颇有造诣、但是被这种思维方式占据了头脑的经济学者竟然说：实际的形势确实不好，刁民、暴民在那里胡干，但是我们不应当讲形势不好，因为那样讲就会影响改革开放！一番话再坦白不过地表明了，改革开放至上的政治标准已经把中国经济学界的学术空气变成了什么样子。
这种思维定式的流行造成了一种为改革而改革，为开放而开放的社会政治风气，它象流行的服装时尚一样统治着社会。在这种流行氛围下，谁要被认定了是“反对改革开放”，谁就会遭到舆论起哄式的围攻或唾弃。2001年某小报在评论老国有企业的产权变更时还质问：职工利益与改革哪个是更大的政治？其用意显然是：经济政策必须服从的第一位目的是“改革”，而不是职工利益。
在这样的思想围剿下，中国的知识界人人自危，谁都怕被戴上“反对改革开放”的大帽子，而又都想把这顶帽子给自己的敌手扣上。即如在2001年春天有关中国股市的论战中，某著名经济学家刚说了声中国股市太不规范、有泡沫，否认有泡沫的几位马上就出来给他戴上了“反对改革开放”的帽子，而他也赶紧说“我是真正主张改革开放的”，以便为自己辩护。那架式令我马上回忆起“文化大革命”时的情景：那时对立的两派不也是这样争着说自己是“革命的”，而对方则是“破坏文化大革命”吗？
其实这种改革开放至上的思维方式本身就是与西方的主流经济学不相容的，甚至与西方经济自由主义的精神实质也不甚合拍。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思维方式是整个社会的福利至上；在它看来，经济政策为之服务的目标、衡量一切政策的准则，都只能是社会的福利，而不能是别的什么。一种政策，只要它能使社会福利最大化，那就不管它是“改革开放的”还是“不改革开放的”，都是最好的政策。因此，以“改革开放”为目标、为准则的改革开放至上思维方式，是中国经济自由主义地地道道的本国货色。
2。 只强调效率，不讲公平和平等，而效率又被等同于个人的发财致富。
最近20年来，中国人在讨论经济问题时，普遍强调的是提高经济效率，社会上的舆论关注的更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