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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可以对赵、杨冲突做一点评价了。因为赵俪生所说他和杨联陞发生冲突，是记在他当天日记中的，我们虽不能说绝对可靠，但大体是还是可信的。从赵的日记中看，我个人以为杨联陞的态度，确实不很恰当。因为不论过去如何，就是只念当年清华同学一场，杨也不应该那样对待赵俪生，这不符合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做人的准则。我们从很多回忆杨联陞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他不是一个刻薄的人。陆惠凤曾说：“联陞先生待人宽厚热忱，但治学处事却冷静认真。”（张凤《哈佛心影录》五页，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1月）余英时也说过，杨联陞和胡适一样，“两人性格都温厚开朗”。周一良说杨联陞：“处世为人也同样宽厚公正，喜抱不平”（《纪念杨联陞教授》）。这样的杨联陞，为什么会对当年的清华同学那样大光其火呢？我以为，这也是有深层心理原因的。
当年赵俪生在清华是偏左的学生，这类学生（当然不一定就是赵俪生），当年他们对胡适和认同胡适的那些学生也是很不宽容的，杨联陞和他们不是一条路上的人，他曾受过他们的气。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九日，杨联陞寄给胡适五十四岁贺寿联：
及门何止三千 要教碧眼儿来 红毛女悦
庆寿欣逢五四 况值黄龙酒熟 黑水妖平
“此联后来传出，杨因此被人在左派报纸撰文攻击，因黑水妖平指国军收复东北，颇中左派之忌也”（《长编》五册1901页）。这些不可能不在杨联陞心里留下阴影，所以他对赵俪生发火，也不是没有根由的。可以说，这依然是当年走了不同道路的两类学生，在晚年潜意识里的一次对阵，当然这次对阵就无所谓输赢了，因为历史早已做出了评价。
杨联陞对赵俪生是这样，但对于同是从大陆来的周一良，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也许可以说这是因为杨和周的交情非同一般，但从根本上说，我们却可以离开个人之间的交情，而把它看成是两种思想类型的学生，在半个世纪后对早年不同人生选择的一次碰撞。一九八二年五月到六月间，周一良四十多年以后重访美国，杨联陞对周一良是满腔热情。周一良在他的回忆录《毕竟是书生》中说：“杨联陞亲自步行陪我们访了赵元任先生和洪煨莲先生故居，又招待到家中数次长谈，以倾积愫。”（该书92页，北京出版社1998年5月）周一良还在他的日记中说：“杨在办公室以抹茶相待，又赠诗二首。精神甚好，健谈如昔。”同样是大陆来的老同学，杨联陞的态度却完全不同。
在赵俪生这一面，他事后所发的那些感慨，虽然可以理解，但与事实是不相符的。他说杨在“中美极不友好的情况下跑到美国来，替侵华军师当了军师”。这是没有根据的。杨到美国去是正常的留学生，初期还是公派，当时中美两国关系虽然有一些不愉快的地方，但我们绝不能说美国侵略中国，所谓“中美极不友好”，那只是后来的说法。说“替侵华军师当了军师”，更不知从何说起。杨联陞在美国是一个学者，初期因为生计问题，他曾在联合国秘书处属下的一个中文翻译组做过短期的雇员，这在当时的留美国学生中是很正常的，没有什么不光彩的地方。不能说到了美国做事，就是替侵华军师当军师，这是极左思维的自然留露。再说爱国。我们也不能说当年到了山西打日本鬼子就是爱国，而在美国做学问就是不爱国。这样看问题过于简单了。这两种选择对于个人来说，我们很难做那样的类比，在赵俪生的思维中，参加革命的人，“弹片还留在腿里”的人，自然要比在美国读书的人更爱国，这也未免失之于偏颇。因为对于四十年代的中国学生来说，事情并非那么简单，而且也不可能是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现在看来，哪种道路更爱国还很难说呢！
当时杨联陞也并不是不想回国。杨联陞在哈佛的时候，最早是浙江大学请了他，要知道那时浙江大学还远在贵州遵义，是因为当时请杨联陞的浙大文学院院长地理学家张其昀办事不力，使杨联陞感到有些失望。那时杨联陞还没有解决生计问题。他在给张其昀的信中曾说：“弟之家庭状况，在剑桥时亦曾与兄谈及。堂上不惟有母，且有伯父伯母教养之恩，无殊怙恃。丧乱以来，弟负笈远走，家中长幼十余口，一宅而外别无恒业，齑盐之计，悉以累亲。舍弟做物理教员仅能糊口。近两年来，全持鬻卖便借以继生活，艰苦之状，有非弟在昔日所能想象者。”（耿云志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三十八册306页，黄山书社》）杨开始答应浙江大学，本非其所愿，而是因为“故人谊重，旧约难违”。可以想见，他那时的生活负担实在是不轻。他本来是已经决定了要回去。史语所可以，北大可以，两面兼也可以。他在给胡适的信中说：“假如我加入UN也预备明年暑假后大学始业之前赶回北平，只要大学的计划有定，就请您早日叫我。我已经告诉隆延，‘胡先生叫我什么时候回去我就回去”。（耿云志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38册312页，黄山书社）对一个学者来说，这就是最大的爱国。是后来的局势发生了变化，使杨联陞没有能实现他为北大和史语所尽力的愿望。而那样的时代变化绝非杨联陞一个学者可以预料。
他最终留在哈佛，是听了胡适的话。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六日，他收到胡适的英文电报：“建议接受哈佛聘请。”同时胡适还和当时回湖南省亲后到了北平的邓嗣禹说，他赞成杨联陞到哈佛，胡适还说，等杨联陞回国时“北大仍旧要”。（《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184页，香港中华书局）杨联陞是幸运的，他要是回到北平，命运最好，也不过就是后来的周一良，周一良是回来了，但半个世纪过去了，想到当年同在哈佛读书的周、杨二人不同的人生命运，我们该做何感想呢？
我本楚狂人
——记陈子展先生
？ 柳 珊
陈子展先生是复旦大学中文系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学者，解放前长期任系主任。当我跨入复旦中文系的大门时，陈先生早已做古。而且即便在，照年龄计，他该是我的祖父甚至曾祖一辈。他活着的时候，我的师辈便以能见到他为幸，我等后生小子无缘谋面是情理之中的事。
进复旦后，同学们议论起中文系的先贤时，说得最多的是陈子展先生。其实，与子展先生同时的复旦中文系先哲还大有人在，如众所周知的陈望道、郭绍虞、朱东润、蒋天枢等老先生就都曾是子展先生的同事，论名气威望，他们并不输于陈先生。推测起来，吸引大家的应该是子展先生种种与“狂”相关的趣闻、轶事吧。
我第一次见贾植芳先生，告诉他我是湖南长沙人时，他瞪着一双锐利、机智的眼睛，表情严肃的对我说：“湖南人？陈子展是你们湖南人，你知不知道？典型的湖南人啊，耿直刚硬，是个狂士……”以后我每次去见贾先生，他总要深情款款地跟我聊到子展先生。
据贾先生回忆，五十年代初“院校调整”时期，上面要调陈子展到安徽大学去，子展先生怒而不从，一气之下，准备将自己的藏书一古脑送给家门口摆摊的小贩，让他拆了当废纸，去包花生米。并说以后不再读书，回湖南老家钓鱼去。一九五七年他被打成“右派”后，蓄起了长长的胡子，当时他住在上海市中心，属苏州河南岸，复旦地处市郊东北，属苏州河北岸，他发誓不给他平反他就不刮胡子不过河等等。想起子展先生当年不合于时，敢言敢行的音容风姿，实在是令人神往不已。
说到子展先生的“右派”帽子，也难怪他不服。他是复旦唯一一个没有“右派”言论的“右派”，而且是“右派”中规格最高的一类——“极右分子”。在大肆鼓励知识分子大鸣大放的年月里，子展先生没有发表过一篇关于时事政策的文章，也没有参加过一次集体组织的学习讨论会。他离群索居，呆在家里，连课都不去学校上。其实，子展先生原来并不是个不问世事，只钻研学问的书呆子。他三十年代曾在《申报·自由谈》《人间世》等刊物上发表过大量生动犀利、针贬时弊的杂文，其中《安内乎？攘外乎？》一文尖刻辛辣地讽刺了国民党反动派卖国投降的丑恶行径，鲜明反映出了一位忧国忧民知识分子的正义感与道德良知。在抗日战争中复旦内迁重庆北碚时，子展先生与陈立夫、陈果夫控制的CC系斗争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