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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们花了数十年时间参加一部官方药典的出版计划。当法国的化学论医生西奥多尔·杜尔哥特·德·梅耶内（Theodore Turquet de Mayerne，1573—1655）作为国王詹姆士一世（King James I）的御医来到伦敦时，他增加了他们对新的化学药物的兴趣。当这部药典于1618年出版面世时，人们看到该书已经达成了一项谨慎的妥协。尽管该书大部分专用于传统的草本制剂；但仍然有几节留给了以化学方法制备的新药。在这几节以及序言中，这些新药获得了官方认可。并且，该序言要求人们注意它们对各种疑难疾病的功效。
那么我们可以恰当地说，赫尔墨斯派医生与盖仑信徒之间的两极分化正在不断增加。而与此同时，伦敦内科医师学会的态度表明了对内服新药这一难题妥协的最终倾向。在化学论医生的自身群体中，越来越多的人试图坚持把化学作为一门新自然哲学的基础，但要摒弃它那些最神秘和最缺乏实验的方面。像丹尼尔·森纳特（Daniel Sennert，1572—1637）①和安德烈斯·利巴维乌斯（Andreas Libavius，1540—1616） ②这样一些有影响的化学医学论者，都赞同帕拉塞尔苏斯的观点：化学是医学的一种适当基础，并因此成为一切科学之首。但他们并不希望看到亚里士多德、盖仑和希波克拉底的著作在市场上被人抛弃并遭焚毁。真正的医生不应该求助于论辩，而应该对新医学和旧医学进行考察后接受两者的精华。对于17世纪的许多化学医学论者来说，他们能够没有风险地追随化学论哲学，是因为化学论哲学似乎为各门科学提供了一种新的观察基础。但是，这些人中有许多和盖仑的信徒——或后来的机械论哲学家——一样备受其他同辈医学化学论者神秘的、炼金术宇宙论（alchemical cosmology）的干扰。因此，这类文献的读者将会发现各种令人迷惑的医学和化学观点。这些书籍和小册子包括了从传统寓言式的炼金术到各种实用化学药典在内的一切。而且，正如我们将了解的，论战本身受到了医生和科学家的极大关注，直到17世纪才告一段落。
①英国医学化学家。——译注
②德国炼金术士。曾出版《炼金术》一书，该书被认为是第一部真正的化学教科书。——译注
我们也许可以停下来思考一下产生于文艺复兴后期这一阶段的化学与医学论战的意义。帕拉塞尔苏斯派学者达到了什么目的呢？他们是如何影响这一时期的医学和科学的呢？
首先，帕拉塞尔苏斯派的医学代表了对崇古传统的一种反叛。早期的帕拉塞尔苏斯派学者谈起亚里士多德和盖仑时十分苛刻（即便并不总是只对希波克拉底才如此），后来，他们转向了新近翻译的赫尔墨斯、炼金术和新柏拉图主义原著。建立于大宇宙一小宇宙相类比和医生神性职责之上的生机论者们构想的宇宙，是基督徒视自然界为一个整体的新的理解基础。帕拉塞尔苏斯派学者在推动改革时，继续摧毁旧体系的基础。亚里士多德派的元素——旧宇宙论建立于其上——以及与此相关的体液——盖仑医学的基础——都受到怀疑。化学论者现在转而把三要素作为一种解释工具，帕拉塞尔苏斯派医生认为，疾病的局部位置取决于内在生机（archei），而非体液不平衡。
帕拉塞尔苏斯派对古人的回答最好地体现在，他们强调把观察和实验作为研究自然的一种新基础。当然，并不只有帕拉塞尔苏斯派学者持这种论调，但是，他们把化学作为研究人和宇宙之指南的特殊兴趣，使他们有别于文艺复兴时期的其他自然哲学家。他们在蒸馏实验中广泛使用化学设备，并始终把各种化学类比作为理解整个自然现象的方法，这使他们恰好置身于赫尔墨斯…炼金术传统之中。
帕拉塞尔苏斯派的医学带有化学而非数学的强烈色彩。虽然他们可能仍然在口头上声言毫无疑问需要数学证明，但事实上他们的定量概念要么最接近于新毕达哥拉斯派的神秘主义，要么最接近于实用的称重。自然现象的数学抽象与几何证明带有经院主义的味道，显然这是应该避免的。作为“数学的”科学和古代医学的一种形式，逻辑本身是可疑的。因此，帕拉塞尔苏斯派的医学科学与以前的医学科学相比，对自然的数学化探讨是更少而不是更多。
这些化学论医生的观点得到了令人信服的阐述，但这种阐述常常不够圆通得体。他们高声反对当时过于依赖古人的潮流，倡导一种建立在以化学为取向的观察和实验基础上的新医学和新自然哲学。而且，他们要求进行教育改革，以使人们在大学里能教授“基督教的”自然概念。在这些问题上，他们与传统发生了直接冲突。而他们自己之间的争论也很激烈。他们争论的问题有：数学在新哲学形成中的地位、元素的真实情况、大宇宙一小宇宙类比的实在性以及星体发射物（astral emanations）的意义。当然，我们会认为帕拉塞尔苏斯派学者取得了一些独特的进展——他们关于疾病的概念、关于化学对医学的重要性的认识（既作为理解心理过程的基础，又作为药物制备的新来源）就是极好的例子。毫无疑问，17世纪后期的一些“现代”概念根植于前一个世纪医学化学家们的“非现代”概念。然而，正是通过表明对一种以医学为基础并以化学来诠释的新科学的远见，他们才发现自己卷入了一场将对界定现代科学的重要方面产生影响的论战。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与自然》
艾伦。G。狄博斯著
第三章 在一个变化着的世界中研究自然
从对帕拉塞尔苏斯派学者的简短讨论中，我们可能已经清楚地看到，在文艺复兴时期，把无机自然界研究与有机自然界研究分割开来会使人误入歧途。在16世纪的亚里士多德派学者、柏拉图派学者以及帕拉塞尔苏斯派学者看来，世界被设想成是有生命的——并在所有层次上都是如此。人们常常读到有关星体种子（astral seeds）使地球受孕并由此导致矿脉中金属生长的各种理论描述。许多人认为这一过程可与人类胎儿的生长相比。而且，人们还认为，就像在田野上可能收获谷物一样，人们因而也可能在地球内部一遍又一遍收获生长着的金属。中欧的矿工在20世纪早期之前通常都怀有这类信念。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们看来，空气中存在着一种所有生物都必需的生命精气（spirit of life），这似乎是毫无疑问的。罗伯特·弗拉德的《哲学钥匙》（Philosophicall Key，1619）阐释了以这种“精气”（spiritus mundi）为基础的自然发生说（spontaneous generation），而探求分离这种物质就成了他一生的主要工作。虽然许多人可能反对弗拉德的神秘爱好，但是另外一些人却接受了他在这一点上的哲学假设。
但即使有了这种解释，我们仍然发现，把矿工和冶金学家的工作与植物学家、动物学家和生物学家的工作区分开来是有益的。如果我们随后再去研究这些领域，就会发现16、17世纪发生的各种戏剧性变化。在此，我们看到，中世纪的植物知识和动物知识让位于人文主义文本批评（textual criticism）——而后让位于为了取代古代传统和文学批评（literary criticism）而通过观察对新知识进行的广泛探求。
动物王国
中世纪的动物知识大部分来源于老普林尼于公元1世纪所写的《自然史》（Natural History）。该书除介绍了其他方面的许多知识外，还介绍了与欧洲、非洲和亚洲动物有关的大量事实和民间传说。对于普林尼来说，最重要的是动物的习性，而不论怎样它们可能看起来像是寓言一样。他还描述了这些动物的外貌、各个部位的药用价值，尤其是它们第一次在罗马被发现的时候，普林尼对各种怪兽的描述再次出现在中世纪的各种动物志中，这些动物志也传到了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手中。但普林尼的原著受到人文主义者批评的程度并不亚于其他古代作家的著作。伊谟拉·巴巴罗（Ernolao Barbaro，1454—1493）向37卷本的《自然史》提出挑战，并写下了篇幅与之相当的一部著作。巴巴罗在其《对普林尼的修正》（Castigationes Plinanae，1492—1493）一书中逐篇剔除了其中的各种错误。但在典型的人文主义风气中，他几乎毫不关心罗马海军将领描述的有关各种动植物的全新观察材料，反而去寻求普林尼所依赖的古代原始资料。因此，他反对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