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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明等人有时从列车经过的车站弄到旧报纸，于是读报便成为他们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他们读到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的《关于修改现行刑事诉讼程序的决议》。“第一款，”济明读道：“起诉书在审理案件前二十四小时内交给被起诉人。第二款，审理案件时外人不得出庭。第三款，…第四款，判决不得上诉。第五款，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这些条款把违法彻底合法化了。”检察官指着济明恶狠狠地说，“开始还要早些，几个月前，即从成立内务人民委员部、任命亚戈达为人民委员并建立三人小组的时候起。取消了对政治案件的审判。如你偷了一公斤香肠或一瓶酒，你将受到正常的法律审判。但如果有人告发你讲了个反对苏维埃政权的笑话或对某件事产生过怀疑，夜间就会来抓你，把你塞进‘黑乌鸦’。案子马上办好，提一两个问题便完事。世上便又多了一个阶级敌人。案子十天办完还要出庭干什么。看不见的三人小组并不需要被起诉人出庭：它缺席判决。对判决也不允许上诉。一切都事先想好，不允许被告证明自己无罪。”“谁有权签署这样的决议呢？”有人问道。“加里宁。基洛夫12月1日遇刺，加里宁次日凌晨便签署了决议。有人从列宁格勒给他打电话，口授济明念的条款。我便因反对设立不受法律监督的机构，并证明决议违法而被送进监狱的。”济明陷入沉思，大家默默不语。检察官接着指出，如果季诺维也夫等人是凶手，为什么不枪决而只判了十年，加米涅夫判了五年，而大批无辜的人同样判五年到十年，这合乎逻辑吗？大家等待济明的反驳，但济明没有反驳，一直沉默。中途检察官被押下火车，大家以为他已获释，纷纷请他代寄家信，但他知道自己是在走向死亡。
火车行走了四十天，把这批罪犯从莫斯科押解到远东斯沃博德内市（意为自由城）劳改营。所有人立即投入工作。济明和厂长都担负起重要的领导工作。其他反革命犯也同样忘我劳动。他们忍辱负重，在祖国处在危难之时，用劳动表现出自己对祖国和人民的忠贞。
阿扎耶夫直到1960年才遇到青年时代的恋人玛莎，这时他们都已成家，并且儿女成行了。玛莎问他为什么不给他一点消息，阿扎耶夫无以对答。现在诉说他曾如何思念她已无意义。在《远离莫斯科的地方》中阿列克塞对妻子济娜的思念表达的正是阿扎耶夫对玛莎的思念。他不知战争爆发后玛莎身在何方，不知她仍在等待他，还是已经把他遗忘。这恐怕便是小说中济娜若隐若现终未出现的原因吧。
《车厢》和《远离莫斯科的地方》虽然同出于阿扎耶夫之手，但却是创作方法完全不同的两部小说。《车厢》是作家去世前心灵的倾诉，如果能在1964年发表，其震撼力也许不在索尔仁尼琴作品之下。
（原载《随笔》1999年第2期）
蓝英年：日丹诺夫报告的背后
日丹诺夫在中国知名主要因为他所做的《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的报告》。这是一篇极其粗暴的批评文章，并开中国粗暴批评的先河。中国人越不喜欢粗暴的批评，便越批判日丹诺夫的粗暴批评，他的名声也越大。但在苏联却恰恰相反，《报告》所以出名是因为它是大名鼎鼎的日丹诺夫所做的。做这个报告的时间是1946年8月，他已跃居为苏联第二号人物。日丹诺夫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强词夺理、歪曲事实和逻辑混乱的报告，令与会的列宁格勒作家困惑不解。一位与会者回忆道：“报告人先沉默了一会儿才开始讲话。几分钟后，会场出现一片死寂。他越讲越呆滞，三个小时后变成一块大石头。”
话得从日丹诺夫调到列宁格勒说起。1934年基洛夫遇刺后，日丹诺夫便成为列宁格勒首脑。列宁格勒被德国人围困期间，日丹诺夫和州委第二书记库兹涅佐夫领导全市人民忍受了无法忍受的困难，守住苏联北方名城。靠的是什么呢？是俄罗斯民族精神。俄罗斯民族是宁死不屈的伟大民族，宁肯饿死也不会为一点残羹交出城池。这种精神在那时的报刊上表现得尤为明显。胜利后，民族主义精神非但未消弱，反而增强了。列宁格勒人已不满足这座由彼得大帝亲手创建的城市在苏联处于莫斯科的小兄弟的地位，渴望恢复往日的辉煌。这时市苏维埃干了一件后来招致杀身之祸的事：恢复普希金、果戈理时代的街名、广场名，把十月革命后命名的街道、广场又都改回旧名。10月25日大街改回涅瓦大街；红色指挥员大街伊兹梅洛夫大街；革命牺牲纪念广场马尔索沃教场；沃罗夫斯基广场伊萨基辅广场；无产阶级胜利大街大街；穆索尔斯基大街中街；热列兹尼亚科夫大街小街。二十处街道和广场恢复了原名。命令是市苏维埃主席波普科夫签署的，显然得到日丹诺夫默许，但斯大林并不知道。斯大林对列宁格勒始终不放心，一直担心苏联出现两个中心，另一个中心将代替他所代表的中心。而日丹诺夫恰恰想把列宁格勒变成另一个中心，筹备建立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并把已有的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从莫斯科移往列宁格勒。这又是个敏感问题。斯大林一直不允许俄罗斯联邦像其他加盟共和国那样建立党及其中央委员会。日丹诺夫不仅打算建立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把俄罗斯部长会议迁往列宁格勒，并已酝酿好未来中央委员会的人选：沃兹涅先斯基担任部长会议主席，库兹涅佐夫被任命为俄共中央第一书记，日丹诺夫本人担任总书记。日丹诺夫跟斯大林多年，深知斯大林冷酷多疑，在他首肯前不敢轻举妄动。所以此事虽已确定却未实行。日丹诺夫暂时所能做的只是把自己人安插到关键岗位。把库兹涅佐夫拉进中央书记处，并让他监督国家保安机构。库兹涅佐夫监督内务部的工作，不仅要了解内务部的现状，还想阅读内务部的历史档案。这不仅严重侵犯贝利亚的利益，而且对他构成莫大威胁。一旦库兹涅佐夫站稳脚跟，贝利亚就没命了。日丹诺夫又推荐沃兹涅先斯基担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沃兹涅先斯基是真正的经济专家，学识和能力都远远超过马林科夫，所以马林科夫不能不为自己的地位担忧。为此马林科夫同日丹诺夫结下不解之仇，联合贝利亚一起同日丹诺夫明争暗斗。日丹诺夫抓住马林科夫所主管的航空工业出现飞机质量问题，把马林科夫赶出书记处，放逐到塔什干。日丹诺夫又同库兹涅佐夫同心协力从贝利亚手中夺走安全部部长的位置。这是战后日丹诺夫最辉煌的时刻，但并非真正的胜利。不管贝利亚还是马林科夫谁也不承认自己失败。他们伺机反击，机会终于出现。
要想在斯大林面前告倒日丹诺夫并不容易，必须拿出他对斯大林怀有二心的确凿材料。他们选中左琴科和阿赫玛托娃作为攻击日丹诺夫的炮弹。左琴科是列宁格勒的王牌作家，很受列宁格勒苏维埃的重视。1939年被授予劳动红旗勋章，此前在列宁格勒州委书记处会议上被任命为《文学现代人》杂志编委。他的小说《日出之前》在斯大林授意下遭到严厉批判后，1946年7月他又被任命为《星》杂志编委。如斯大林知道会生气的，但斯大林毕竟老了，有些小事不提醒他会忘记。1946年在《星》上发表了左琴科的《猴子奇遇记》，发表这篇小说除提醒斯大林注意左琴科外很难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