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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是的思想。文章是我出主意，由郑惠执笔的。在成文过程中，我们几次送陈云同志看，每次他都提了意见。根据陈云同志的意见，我同郑惠作了很多修改，还送胡乔木修改过。最后由陈云同志定稿。文章写出后，送到中央宣传口去审查，准备公开发表。宣传口有个不懂事的王楫，原来是人民日报的副总编辑。他把陈云的文章跟华国锋的讲话对照，对来对去，说这个说法和华主席的说法不一致，那个说法又和华主席的说法有出入。当时，为了贯彻“两个凡是”，一切文章和宣传都要和华的精神“对表”。我们把王楫的看法报告了陈云同志。陈云同志听后说，那好啊，既然每句话都要跟华国锋的话对比，跟华国锋讲过的一样才能发，那就不要写文章，也不要发消息了，天天登载华国锋的文章不就行了吗？这样一讲，把王楫顶回去了。1977年9月28日，陈云同志的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了。
我记得陈云同志这篇文章，在讲毛主席倡导的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时，简要回顾了党的两段历史，一段是讲毛主席在领导开创井冈山根据地过程中，一切从实际出发，大力倡导实事求是的作风；另一段是讲从遵义会议到党的七大召开，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在全党逐渐发展、普及。陈云同志在文章后面谈到，粉碎“四人帮”后，实事求是的作风在全党已经迅速得到恢复和发扬，这是目前全党形势的主流。这充分证明，毛主席长期坚持的革命作风，在我们党内已经形成了深厚的基础。同时，文章还强调，对“四人帮”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影响不可低估。毛主席长期倡导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在一些领导机关，在一些党员干部中间不是多了而是少了，甚至报喜不报忧、靠说假话办事的这种恶劣风气，至今在一些人中也还没有根除。这应当引起我们全党的严重注意。
为李先念同志写的文章，我负责主持，题目是《学习毛主席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先念同志也同意了。文章写出后，由于周围有同志有不同看法，未能以先念同志名义发表。林涧青等几个同志认为文章写得不错，经过努力，1977年11月，文章署名〃向群〃。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小册子。
说到这里，应该提一下华楠和王子野同志。粉碎“四人帮”后，李鑫不准《人民日报》发国务院研究室的文章。《解放军报》的总编辑华楠却对我们非常支持，他对我说，有文章可在军报发表。
我们送去文章时，他给我们起了“向群”的笔名。用这个笔名在军报上先后发了《刁小三的逻辑和资产阶级法权》、《敌我关系的根本颠倒》和《打着反复辟的旗号搞复辟》等三四篇文章。王子野同志对我们也很支持。他曾有一段时间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工作，离开研究室到人民出版社任社长。担任社长后对我们写的东西很热心，先后给我们出了七八种小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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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务院财贸小组
五 我对城乡经济发展趋势的预测
我从1977年11月开始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但仍然兼管国务院财贸小组及理论组的工作。在此期间，很重要的一件事，是由我主持，理论组的同志参与，为余秋里同志起草了在全国农业机械化会议的讲话。讲话初稿拿出后，一直做实际工作的房维中同志做了比较大的修改。
以后，在1978年6月6日，我在国务院财贸小组理论组谈了一次话。在这篇谈话中，有两个论点比较有价值，我比较得意。我认为，随着工业、农业和科学技术的逐步现代化，我国城乡在经济互助方面，将会有两个新的变化，出现两种新的发展趋势。第一个是〃农副产品的加工将逐步由城市转向农村〃；第二个是〃轻工业所需的原料，将逐步由农业原料为主转向以工业原料为主〃。〃随着这两个变化的发展，还将出现一种趋势，就是在人民消费品构成中，吃的东西占很大比重的现状将有所改变，有可能由吃、穿、用的次序逐步改变为用、穿、吃的次序〃。〃适应这两个变化，我国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将比现在大大发展〃。
当时，国家计委有位同志不大同意，说，现在吃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有些地方还不够吃，谈什么吃、穿、用的结构变化。由此，他对讲话大删大改。我坚持把原稿保留了，后来，还把它收人了我的文集，题目是《城乡经济发展的两种新趋势》。
注释：
①1978年6月20日至7月9日会议在北京举行。一般称这次会议为〃双学会议〃。
②1977年12月16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这个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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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社会科学院
一 初到社科院
中国社会科学院是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基础上建立的。1977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通知，经党中央批准，〃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名称改为〃中国社会科学院〃。
1977年11月，国务院任命胡乔木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邓力群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院党组副书记兼院党委书记（1978年9月至1980年7月。1980年社科院成立第一届党委，任常委至1982年5月），于光远任副院长兼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所长。我在此度过了四年多不同寻常的时光。四年多的时间里，中间有些变化。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1979年，我和胡乔木的工作都有了变动。胡乔木当了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共中央办公厅改组后，姚依林兼主任，我当副主任。所以从1979年初开始，我一半时间在中央办公厅，一半时间在社科院。不过，从1977年11月开始，有一年多时间，我的大部分精力是放在社科院的。
1977年11月上旬，我和胡乔木、于光远一起到社科院去主持工作。当时随我们去的有朱佳木、朱元石、郑惠。①我们去了以后，先和原来的院领导接上头，约定日常工作仍由他们主持，我们三人集中力量到各研究所、各单位调查研究，听取意见。
“文化大革命”中，学部是一个遭受严重摧残的“重灾区”。改称社科院时，有14个研究所，两千多人，但绝大部分研究工作处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我们整整花了一个半月的时问，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地谈，把14个研究所都谈了一遍（有的单位用二、三天）。我们都是听他们谈，很少讲自己的看法。这样一来，就使各单位的各种不同意见，用不同的方式都讲出来了。这次调查研究对于我们在后来的工作中取得主动，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通过一个半月的调查研究，我们大体上搞清了社科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政治上遗留问题多，派性严重，冤案成堆。
“文革”中，学部主要分成两大派。一派是联队，为造反派；一派是总队，为保守派。随着运动的发展，派系不断分化，各种关系错综复杂。1976年1月，周恩来总理逝世，大家深受震动。〃四人帮〃不得人心，在〃天安门事件〃中，学部绝大多数人都去天安门悼念周恩来总理，没有去的人极少，很自然地形成了一个反对〃四人帮〃的大联合。
粉碎“四人帮”后，在全国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中，中央要求揭批“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罪恶历史和反革命谬论，清查他们的帮派体系。可是学部原来的领导却把“四人帮”的帮派体系与各级党委领导混为一谈，几乎划了等号。这样，就造成了新的分裂，形成了新的矛盾，甚至在原党组中间也发生了分化。其中有一个姓王的同志表现特别不好。他原来是胡乔木推荐到学部去的，参加了当时的党组。这个人在1976年〃反击右倾翻案风〃时，竭力洗刷自己与胡乔木的关系，说自己不是胡乔木推荐去的，与胡乔木没有任何关系。他跟着〃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调子唱，被称为党组内部的造反派。粉碎〃四人帮〃后，他很狼狈，不好扭转过来，被别人盯住了。
在揭批“四人帮”及其帮派体系的时候，有几个老干部如关山复、吴亮平等，有一肚子的气。在“四人帮”横行时，他们受到各种冲击，包括自己身边的人都出来揭批他们。“四人帮”被粉碎之后，他们就盯住在“文革”中揭批自己的那些人不放。这样一来，学部在“天安门事件”中形成的大联合不但没有巩固，反而发生了破裂。因此，我们无论走到哪个单位，都听到不同的观点和不同的意见，但都是算陈年旧账。无非是某某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