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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篇评论的是西蒙·雷斯所著《中国的阴影》（纽约，维京出版社，1977年），发表于1977年8 月28 日的《纽约时报书评》，题为《毛向文化开战》。
24 现在能披露的新闻报道
＇众所周知，我们与中国的关系受到舆论的左右。想入非非与悲观失望、极度兴奋与愤世疾俗等情感相继出现，似乎我们的国民心理是由某种狂郁症仪表调节的。当前对中国人生活感到失望的情绪毫无疑问是周期性的，已转向50年代对毛早期革命所表现出的过分热情的反面。但是，这一新的失望情绪也许表明了一个无法改变的事实，即中国人民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而这一困境是历史和毛的革命造成的。由于他们的悲惨命运也影响到我们的命运，我们现在需要的是理解和三思，失望也应变为反省。＇
1943年夏天，美国的战争宣传与新闻检查制度大大美化了蒋介石的自由中国。三位姓氏以B 打头的美国作家——赛珍珠、汉森·巴德温和T·A·比森捅破了这个玫瑰色的气球，报道了国民党中国实际存在的懈怠、腐败、士气低落和分裂，这三个“B”在重庆被斥为破坏者，但他们具有求实精神，要求美国人正视中国存在的问题。同时，蒋介石要求他的官员少接触美国人。现在又多了两个“B”：福克斯·巴特菲尔德和理查德·伯恩斯坦，他们也要求我们面对不愉快的现实。
同40年前一样，我们被夹在中美两种文化之间。揭发丑闻的报道（现在被称为调查性报道），对美国人来说是公益服务。美国人每天都需要有关丑闻的报道，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一种民主。但在中国报道丑闻却被视为不友好甚至是叛逆和危害现行秩序的行为，因为中国在一定程度上是靠好形象来维持自己的生存的。由于中国和美国看来都变得难以驾驭，因此，不管它们的意识形态如何，中国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在美国是热门新闻；而在中国，大谈这些差距对政府来说却是坏新闻。但是，北京强调“实事求是”。这样，我们就面临一个老问题：真实的情况是什么？
巴特菲尔德和伯恩斯坦一开始就研究了中国给予外国人的特殊待遇，主张记者必须摆脱有趣的汽车游览和丰盛的饭菜，尽管这两样东西使中国的旅游业取得了很大成绩。两位记者有一个共同的长处：他们都受过正规的汉学和历史学教育，而且都是一流记者。他们不像普通的旅游者那样被两国间的文化差异弄得晕头转向。相反，他们能像中国人那样，把中国的现在与其悠久的历史加以比较。
他们还是1979年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首批懂中文的美国驻京记者。到1979年，在10年文化大革命（ 1966—1976年）中遭到迫害的具有现代思想的人终于可以毫无保留地披露他们受青少年红卫兵和毛主义者无情迫害的情况了。两位记者都报道了具体人受迫害的具体情况。尽管他们把这些人的姓名和身份都更改或掩盖了，但他们所报道的令人发指的罪行，是与近来许多有关报道相符的。最骇人听闻的是从美国回到中国的爱国华侨所受的迫害，这些华侨回国是为帮助建设一个新的中国，但他们后来却被怀疑、控告、判刑和监禁，以致最后失去工作能力。他们惟一的罪名是受“资产阶级”（美国）的影响。
福克斯·巴特菲尔德在书中向人们提供了有关中国现政权和社会的大量材料，这些材料来之不易。巴特菲尔德1958年开始研究中国问题，后来又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并到台湾学习了一段时间。1969年在台湾时，他成为《纽约时报》的特约记者。10年后，他又成了该报有关中国问题报道的最佳记者。1979年，《纽约时报》在北京建立分社。巴特菲尔德十分自信，极有个性魅力。这使他在常驻北京的20 个月里，得以收集极为详细的资料和人证。《苦海余生》这本书的书名，源自佛教的一句格言，意为在苦难中生存。书中的各个章节描述了中国复杂的等级制度和特权，通过个人关系飞黄腾达或独自生存，社会及环境对恋爱婚姻的限制，无家可归的年轻人、缺乏刺激力和低效率的工业、新闻控制等多方面的情况，这是目前有关中国最全面的报道。理查德·伯恩斯坦从1966年到1973年对中国问题进行过七年的基本研究，随后成为《纽约时报》驻香港和大陆的记者。他的著作比巴特菲尔德的篇幅要小，但书中的各篇文章都经过认真推敲，因此极有见解和说服力。他对中国生活情况的探讨，特别是对四川和北京生活情况的探讨，与对人和对事件的描写交织在一起，而且，他还把这些人和事放到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去研究。在他看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单调、乏味、备受限制。伯恩斯坦说，每次他去登长城，都联想起修建长城时所投人的大量人力。秦始皇在22 的年前修筑长城，把大量人力投人国防，就像我们美国人今天把大量财力用于国防一样。于是，毛主席（他钦佩秦始皇）在1958年也调动中国的人力，力图解决中国的工业化问题，结果却有得有失。
两本书都反映了中国人民当前对毛最后10年中的灾难所持的强烈反对态度。这位伟大的舵手使中国之船倒退，并驶上了暗礁。毛在70 多岁时产生一种怀旧之情，渴望回到在延安时过的那种简朴生活。他确实憎恨官僚和知识分子。60年代的中国如同今天的美国一样，极为需要一个更富建设性、更完善的政府，而不是相反。但毛却发明了一种“摆脱政府”的做法，这就是“炮打司令部”和“揪出走资派”。狂热的红卫兵自以为在道义上处于正确地位，他们制造了一场大动荡。在这场动荡中，一些政府部门的工作几乎都停顿下来。没有人称这一大动荡为毛主义，但伟大舵手的游击战思想在某些方面与里根主义相似。例如，他对中央政府的不信任使他藐视相对优势这一经济规律。他不让有的省产棉、有的省产粮供应全国，而是让各省都各自成为游击战基地，实现粮食自给。结果，棉花和大米的产量下降。他还取消了中央统计局，把它原来担负的工作分还给各省，结果造成统计上的混乱。当然，毛的这些倒退行为，并不像里根先生的倒退行为那么令人喜欢。毛也决不会放弃权力。
这些记者从中国向我们传来的对毛的失望情绪，看来反映出某种更为深刻的东西。毛的革命在60年代后期走人歧途，造成极大的破坏。在这种疯狂的破坏背后隐藏着一个中国人必须面临的更为深刻的问题：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是独裁的国家控制了社会。本世纪前，中国历届政府主要靠思想灌输、监视和恫吓手段维护自己的统治。但那时，这些手段基本上只在最高一级政府机构得到实施，而农村的广大农民群众都处在庞大家族的领导之下。这些家族是地方上的特权阶层。在北京统治王朝实行的集权专制统治和由儒家家庭体制联系在一起的农村各家族之间，存在一种大致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