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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1日，蒋介石为了拉第三方面下水，决定国大延期三天召开。而随着国大召开的日子越来越逼近，第三方面的阵脚出现了松动、解体的危险，青年党已决定单独与会，张君劢的民社党也可能分裂出去。黄炎培意识到，民盟对于是否参加国大已到了不容回避的关头。当天他起草了《民盟对参加国大问题之态度》。次日，民盟中央通过了他起草的这个声明：“民盟历次宣言，拥护政协决议。一切行动，以此为惟一的依据。同人愿竭尽最后一切努力，以求政协决议关于国大开会以前各项手续之完成。完成之后，即一致参加国大。未完成之前，决不参加。”两天后黄炎培对外宣布时，交给主持人的纸条上写着“民盟暂不参加”与决议的“决不参加”虽只一字之差，却使黄炎培进退维谷的处境暴露无遗。为摆脱多方纠缠，黄炎培于国大开幕之际偕夫人去杭州避难，不料三天后回家时，依旧要面对络绎不绝的说客。黄不得不重申数月前已明确的态度：“一、我不能同意于不统一、不团结之下通过宪法；第二，此路不能通，我不能助朋友走不通之路；三、欲我离民盟，我不能自毁人格。”
蒋介石对此极为不满，而周恩来谈及此事却充满欣喜。11月17日周恩来等在梅园新村宴请黄炎培等民盟领导人，并摄影留念。12月18日周恩来在延安这样评价：“他们内部大部分很动摇，我们也料想到青年党、民社党一定要参加‘国大’，只要把民盟拉住不参加，‘国大’开了就很臭。这个目的达到了，这是八年抗战和最近一年谈判的成果。第三方面大部分居然敢于反对蒋记国大，跟我们这条路走了。”〔13〕
黄炎培当然清楚，是否参加国大，无疑是一个与谁结盟的问题。尽管他一再强调不偏不倚的中立性、独立性立场，但国共的关系一旦破裂，可供他们回旋的中立地盘几乎狭窄到无立锥之地。当这群手无寸铁的书生失掉所赖以生存的外力、而自身又一无凭借的时候，他们就不得不面对与谁结盟、向何方依归的抉择！他们可以仿效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政党的风格，却惟独不能将西方政党所赖以生存的历史环境搬到中国。如果说，延安归来时，黄炎培的“中间偏左”还停留在思想的层面，那么，抗战结束后国民党政权的加速腐败，则促使黄炎培在行动中落实“中间偏左”，直至最终归于共产党。而这一切正是以国共和谈正式破裂为契机的。
1947
年农历九月初六黄炎培七十寿辰那天，是白色恐怖笼罩上海的一天。国民党新闻局长董显光公然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民盟是“中共的附庸”、“民盟分子破坏总动员，参加叛乱，反对政府”〔14〕。七十寿辰刚过，10月27日国民党政府发言人宣布“民盟为非法组织”，并发表《政府宣布民盟非法》的声明，声称“民主同盟勾结共匪，参加叛乱”，“煽动五月学潮和上海工潮”，
“作叛乱宣传掩护共匪之间谍活动”，“并企图颠覆政府”，“着令各地治安机关对于该盟及其分子一切活动自应依据《妨害国家总动员惩罚暂行条例》及《后方共产党处置办法》严加取缔，以遏乱萌”。与此同时，国民党军警把南京的民盟总部围困起来。在民盟和全体盟员处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身为民盟创始人和首任主席的黄炎培，受民盟中央的重托，从上海赶赴南京会同罗隆基做最后的挽救工作。黄炎培等人拜访了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请他出面斡旋，这位自称的“民盟忠实朋友”，此刻却表示此系中国内政，他本人“爱莫能助”，并劝民盟自动“光荣解散”。国民党有关当局也以政府已宣布民盟为非法组织为由而拒绝同他们谈判。在极为严酷的气氛中，黄炎培只好以个人的名义与国民党有关方面协商，并最终无可奈何地与国民党方面达成协议，即以国民党当局“免除民盟盟员登记”、“对无共产党党籍的民盟盟员”不采用《后方共产党处置办法》为条件，“民盟自动宣告解散”。11月4日，
黄炎培等人在特务的监押下返回上海。翌日民盟在沪中常委在张澜寓所开会讨论。此时特务云集门外，大声吆喝，以示威胁。会议最后决定以民盟主席张澜的名义宣告自动解放。在这一决定公布时，黄炎培等亲手创立民盟而近日目睹民盟解散却无能为力的老人们，无一不经历了巨大的创痛。巨大的压力使黄炎培一病不起。在他一生中，尽管不乏淫威下的委曲求全之举，但如此屈辱的违心事却是罕见。他的理智与情感、忍耐与抗争、世故与正直在内心激烈地冲突着，他的精神承受着痛苦的折磨。他在病中以“黄花心事有谁知”为题借花抒志。
这时，毛泽东对黄炎培也很不满意。因为1947年底中共得到消息：“民盟解散前，黄炎培在与国民党谈话时，表示对蒋极敬仰，赞颂党国领导抗战，对我在苏北之各种措施攻击甚力。”当时中共在各根据地进行土改，出现了估计有十万人被乱杀乱打的现象，引起黄炎培的不满。民盟被迫解散，中共方面一度对黄炎培指责甚烈。就是到了中共建政以后，对1947年的民盟解散也不能原谅。1949年12月6日周恩来对出席民盟四中全会扩大会议人员的讲话中两次提到民盟解散是错误的：“民盟停止活动，有点遗憾。即便是策略，也使人民感到不可理解。人民对一个政党的看法，不取决于它的动机，而取决于它的行为好坏。”“最后民盟面对国民党的压迫，宣布解散，这虽然是形式上的取消，但对民盟在人民中间的影响是有损害的。不管当时的想法是什么，一个进步的政党本来是领导人民工作的，哪能一压迫就不工作？民盟解散以后国民党还不是到处抓人吗？就是在民主运动高潮的时候，也有闻一多、李公朴的死难。所以收回旗帜是有损失的。”〔15〕
黄炎培政治立场虽然偏左，但对国共战争双方仍持第三者的批评立场。1947年3月国共和谈正式破裂，黄炎培为民盟起草的宣言对国共双方都有所批评。例如其中说：“同人不断接到身在战区者之函告，或来自战区者之面告，甲来乙去，则杀害其他方民众之有从乙嫌疑者，迨甲去乙来，则又杀害其有从甲嫌疑者。苟有所从，一遇其所不从者，颇难幸免，两无所从，则对任何一方之来亦多殃及。壮丁悉被抽走，自赎必须缴费。总之，人人死路一条而已。”〔16〕当时沈钧儒、章伯钧对黄炎培起草的这篇宣言表示不满，对此黄炎培批评说：“衡山、伯钧等以语意太中立，多切责双方。彼等一向不许一句话侵及中共者，故对此文百端阻止发表。”〔17〕在民盟被迫解散前不久，形势已经十分严峻，黄炎培对中间派的处境做了理性的判断。10月3日，他发表书面谈话，
对国民党指责民盟为“中共之附庸”提出反驳：“炎培所愿向各方坦白说明者，民盟一切行动只以民盟中央纲领所大书特书的民主、和平、统一为目的。为了主张统一，所以反对分裂；为了主张和平，所以反对战争；为什么反对分裂？分裂将不成国家。为什么反对战争？战争给予老百姓痛苦实在受不了。这都是双方的，不可片面的。民盟同人不能帮助国民党去打共产党，哪能帮助共产党来打国民党？同人亦知是双方不讨好的事，但宁使不讨好双方，不愿违反自己一颗良心。”〔18〕几天后，适值黄炎培七十大寿，他谢绝了祝寿，在与亲友团聚时发表谈话，再次说到左右为难的问题，即他主观上两面不得罪，而客观上两面都得罪，两面不讨好，很苦恼：“两人相打，我处于两者之间，左边人责我不帮打右边，右边人骂我不帮打左边，两边不讨好，只不过讨好了自己良心。”〔19〕
黄炎培是被国民党推入共产党怀抱的，正如《观察周刊》主编储安平在《中国政局》里深刻指出：“是谁驱使大家不满国民党，反对国民党，痛恨国民党的？不是别人，就是国民党自己。今日国民党脑子里所想的是如何消灭共产党，然而他两只手所做的却无一不是在培植共产党，替共产党制造有利于共产党的政治形势。”〔20〕随着民盟被迫解散，国民党给予黄炎培以相应的“待遇”：外出时，总有四名特务形影相随；居家时也受到特务的监视。而且，随着内战形势的变化，国民党军队溃败，共产党军队胜利，国统区日趋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