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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前日闲来无事，抽出书来想看看前言后记，我才知道，我错了。俗话说：最熟悉的也可能是最陌生的，这两年来我与他分隔两处，多数时候无法再像以往那样直接进行思想交锋，对于他最近一些时段视角的变化、观念的精进更新，我竟然无意间忽略了。以前读他的文字，从报刊上网络上或者他电邮与我，都是零零散散，不成系统，因此对他的理念，实际上并没有完整的意识。这一次一翻之下，一篇《大树该不该砍？》，一下子就吸引了我的眼球，它属于少数我还没有读过的篇章，文中出入经济学视野内外，对生态环境与贫富差距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有意味的阐发。他认为人类与环境之间的紧张，归根到底还是人类内部穷人与富人之间的紧张。这恰也是我所感兴趣的话题，在此之前，我还曾经与周来兄私下有过争论，批评他对生态环境恶化问题缺乏真正关心，原因在于他也是以他所诟病的以“经济学看问题的方式”来看待环保问题。现在看来这完全是误解，他比我认识得要深刻得多，我只是以前没有直接从他的口中听过他说出那番道理而已。
《大树该不该砍？》激发了我的阅读欲，再翻翻其他文字，几篇过去，一读之下竟再也不能罢手，那些生动活泼的文字——大部分以前都读过，当它们以整体的面貌呈现于我的面前时，我才发现对于我最重要的一个朋友，对他的工作与热情还停留在以往的认识上。
我指的不仅是周来兄的文字艺术。他的这本书收集的，都是一些经济学随笔和札记，与我们平常所看到的那种经济类文章形成鲜明对照，他用极为平易的语言、极其生活化的事例，来阐述他对经济学的理解和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碰到的经济问题，文字之曲径通幽、娓娓道来，引人入胜。这是我往常所没有留心的。然而相比思想之深入独到，文字之亲和有味，其实却在其次。
（二）
作为青年经济学者的卢周来，一直关心的是两个问题：其一，做一个什么样的经济学者；其二，研究什么样的经济学。
做什么样的经济学者？
这个问题关系着个人的安身立命，周来兄自觉不自觉地，经常以大科学家爱因斯坦作为自己思想与行为的引导者。爱因斯坦曾一次又一次对来访问他的人强调：与其称他为一个物理学家，不如说他是一个哲学家。伟大科学家对自我身份的这一意味深长坚持，周来兄是熟悉的。他平时喜欢阅读爱因斯坦的著作与传记，也极其理解爱因斯坦的独具匠心。同样，在一个“知识分子”几乎已成贬义词的时代，作为经济学者的卢周来，也有着一颗知识分子情结。周来兄不太喜欢经济学家这个概念，而更愿意被人称作为经济学者。在他看来，学者本身就含有知识分子的意味，是对人的入世情怀与超越精神的一种限定。
作为知识分子的经济学者，当然不能惟经济是务，仅仅习惯于“经济学看问题的方式”。书中的一篇文章《“全世界知识分子，联合起来！”》，就很好地表达了周来兄的这一情结。知识分子的主要使命，就是进行社会和文化批判，对现行的、占统治地位的政治、经济、文化秩序进行质疑，这种倾向常常被人称作为“左翼”。与经济学家的传统倾向——“坚定的自由市场制度维护者”不同，周来兄认同于前者，并简明扼要把它归结为立场问题。一个经济学者需不需要有自己的立场，换句话说，要不要讲道德，这是近年来经济学界争论得较多、但还没有明确结论的一个话题。身为经济学场域中的一员，周来兄也曾卷入了一场经济学论争，在那场论争中，周来兄与一些经济学人一道，坚决反对“经济学家可以不讲道德”的谬论，呼吁经济学家不可以忘记自己的道德良心。这几年，周来兄不懈做着对经济学家的“除魅”工作，经济学家并不必然代表良心与正义，立场不同、价值取向不同，决定了经济学家们的服务对象不同，为富贵阶层说话还是为贫穷阶层说话，对经济学家有着意味上的天壤之别，反映了他们人格与品性的高下。
接下来：研究什么样的经济学？
长期以来，在经济学家中都有一种迷信：那就是经济学不言自明是服从于正义的目标，因为学术乃“天下之公器”。有这种信念无疑是一件好事情，当年亚当·斯密一手写《国富论》，一手写《道德情操论》，想来经济与道德问题，在他老先生心中本来就不可分割，甚至要说，作为工具理性的经济研究，实际上只有促进作为价值理性的道德领域的改善，才能证明其合法性，凸显其价值。周来兄也是这样来理解经济学的，他有一颗知识分子之心，难以理解经济学如果不能成为“公器”，那么经济研究到底有何意义。
然而现实中的经济学又是如何呢？经济问题关系着大众的日常物用，只要是在关注社会公正，从原初上来给经济学设立价值坐标，显然，便不能避开日常生活。周来兄的知识分子情怀，使他的经济研究，也正是从日常生活开始。让经济学“还乡”，从常识和具体可感的经历中来观察分析现行的经济学及其作为，让卢周来无比看到了另外一幅场景。在这幅场景里，主流经济学充满了假象和欺骗，根本不值得过于信赖。举例说来，可以列出以下种种弊端：
1。经济学没有立场。
既然经济学家是有立场，是有价值偏向的，那么，到底存在还是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置之百世而不惑的经济学呢？与那些打着“中立”旗号、热衷于“计量”的经济学家不同，周来兄不仅投入精力对社会问题进行经济性分析，同时又超越“经济学看问题的方式”，致力于对经济问题进行社会性分析。在出入经济学视野内外的综合性观察研究中，他发现：那种关于经济学舍弃了价值判断、没有价值预设的说法，要么是此地无银三百两，有意以虚假的理论来做块“遮羞布”，要么就是实实在在的无知，根本没有深入经济学的底蕴。他的那篇《出租车惊魂记》，讲了一次乘坐出租车时司机痛骂“狗屁经济学家”的经历，文中指出某位主张涨油价的经济学家，实际上乃是某石化公司海外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他所抛出的“国内油价要与国际接轨”的理由，不过是为自己的公司谋利益，根本不是出于什么“中立”的、纯粹的经济学考虑。
经济学家背后有利益背景、有立场的分别，经济学也不能免俗。在这个问题上，那些具有社会学历史学背景的知识人看得尤其明白，比如马克斯·韦伯，他在百年前就已经针对流行于当时的柏拉图技术主义，痛斥主流经济学家所说的“经济研究不要价值判断”乃一派胡扯，事实上，政治经济学必然受制于人类的某一特殊价值。即便在经济学家圈子中，其实也不乏清醒者。周来兄提到，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罗宾逊夫人因为发现了不完全竞争定理而名扬经济学界，但忽然有一天，罗宾逊夫人突然想到，同样是啤酒，其价格上涨后，对于收入很低的穷人来说，消费量的确会明显减少，而对于那些富翁来说，这对于他们的消费量根本就没有什么影响，罗宾逊夫人恍然大悟：哪有什么普适性的经济学定律！她主动将她的书绝版了。
周来兄出身于乡村，每每回家，与乡里乡亲聊天，都倍感到财富及财富观念在穷人与富人之间的天壤之别。在《穷人与富人》一文中，通过与他哥哥的谈话，他用非常经济学的术语表达了这种差别：“可以这样说，同样一块钱，对于一个富裕的城里人和一个贫穷的乡下人，其边际效用是不同的。”而他母亲的疑问：“广告是做给谁看的？”和一次在一家超市买东西时，看到一边是一位大汉出手千金只为买“猫食”而另一边是一位老年乞丐跪在地上只为求食的场景，周来兄渐渐明白过来，我们所习以为常的“市场”二字，对不同的人其实意味是不同的，到集市和小商店买东西的一般不会是富人，而到高档商厦购买物品的，则绝不会有穷人，所谓“市场”，事实上存在着两个部分：一个是穷人的市场，一个是富人的市场，这两个市场对应着不同的生产与消费。在这两个市场面前，经济学“中立”的神话彻底破解了，生产和消费的理论到底关注的是什么样的人群，决定了经济学内部的不同偏向，也就是说，决定了理论本身的分歧。
周来兄的观察是细致的，也是中肯的。我最近正在看一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