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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过中国语言与文学的学士学位，其他人的知识与经验背景，基本上与中国没有关系。实际上本来也不需要有什么关系，因为中国或“毛主义”不过是他们表现自己的政治与艺术观念的一面旗帜，就像他们喜欢印在杂志封面上的汉字，这是一种装饰，尽管很少有人知道或想知道那几个汉字的意义。
西方文化将中国想象为乌托邦的时候，中国正经历着可怕的“文化大革命”。西方人推崇的“一切都是可能的”这种危险的疯狂念头，最终在中国导致了“一切都是可能被破坏的”这一灾难性的疯狂现实。回顾西方的中国形象的演变历程，有两种明显的“差距”令人惊奇。
一、不同时代西方的中国形象变化的“差距”如此之大，天堂地狱，时常让你很难相信他们谈论的是同一个国家。十八世纪从孔教乌托邦演变成东方专制帝国，转变的幅度就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二十世纪这种变化就更激烈更极端化，而且变化的时间也更短更急剧，从一个世纪到一代人。
二、西方的中国形象与中国的现实“差距”如此之大，使你时常难以相信他们谈论的就是那个现实的国家。具有反讽意味的是，有时中国的现实越糟，在西方的中国形象反而越美好。
在西方的中国形象中，“中国”的确不是一个现实的国家，而是一个文化想象中的作为“他者”的地域。这个地域不是由现实构筑的，而是由“故事”构筑的。所谓“故事”，强调的是其想象虚构性与某种似是而非的真实性。他者想象中的中国存在于西方特定文化特定时代的不同类型的文本中，从新闻报道、游记、小说到学术著作、政府报告，这些文本的不同的修辞策略构筑出同一种中国形象，并不断重复加强，确认传播。表面上看，这种中国形象是反映性的，实质上却是表现的。
六在中国形象这一文化他者中，西方人看到文化的自我。解读西方的中国形象，只有在西方文化的语境中进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西方的中国形象逐渐好转，从少数记者、旅行者的报道到许多媒体参与的“炒作”，红色中国形象越来越光明，最后几乎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某种楷模。这种转变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西方几乎不可想象。弗洛里克在回顾二十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的西方流行的美好的中国形象时指出：“……对‘发达’的西方的很多人来说，中国榜样的形象出现，有不同的原因。首先，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中国是强烈反苏的国家，因此赢得了大家的同情与注意（我们发现自己关于苏联知道得太多，而关于中国又知道得太少）。其次，对我们绝大多数人，中国都具有某种异国情调，中国是神秘的东方最有魅力的地方。我们难道就不能接受这样一种假设，这种独特的文化开辟了一条优越的现代化道路？……再次，对某些西方人来说，今天对新中国的友好与颂扬，多少出于某种负疚与补偿，他们感到在过去的历史中西方亏待和剥削了中国……再次，对于那些关注西方六十年代出现的道德危机并探索出路的知识分子，中国形象树立的榜样，成为人类道德救赎的希望之光……最后，对于世界各地的激进主义者，中国代表着人类向往乌托邦的最后努力，它的社会主义建设，比历史上任何乌托邦实践都更具有现实的可能性。”〔22〕二十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西方美好的中国形象表现在从经济发展到道德完善的许多方面。起初中国形象的优点还表现在物质进步上，但遗憾的是，不管在中国背景上这种物质进步的程度有多大，相对于西方还是寒伧的。所以，物质进步的意义在西方视野内仍是有限的，不足以支撑起一个完美的中国形象，很快西方人就开始发掘“新中国”的道德内涵。在西方的“新中国迷”的眼里，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再次成为“世界上治理得最好的国家”，那里尽管并不富足但是幸福，高尚纯朴的人民、平等自由的社会、富于智慧与权威的领袖。一位美国地理学教授描述他的访华观感，犹如描述某种乌托邦经历：“在黄河和长江谷地，生活着一个健康的民族，他们丰衣足食、安居乐业，举止优雅，幸福美满地生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23〕美国学者保罗·霍兰德在（PaulHollander）《政治朝圣：西方知识分子前往苏联、中国与古巴的旅行——1928～1978》一书中，详细分析了六十至七十年代西方美好的中国形象多方面的意义：“在我看来，中国是一个开明的君主制国家，他们有一个牧师式的君主，赢得了全民全心全意的爱戴。总之，那是一个信仰虔诚、道德高尚的社会。”
“……这是一个踏着轻快的步伐、带着高度的热情向未来的民族，这个民族昭示了世界上一种全新的文明。中国已经完成了一次前所未有的跃进，突入历史。”
“……今日中国的生活无比快乐……一种全新国家观念实现了人们许多美好的梦想。政府支付人民的教育费用，将军与政治家都是学者与诗人。”
“人民看上去健康快乐，丰衣足食，他们明白地表达自己是毛主席的新中国的公民……乡村的变化翻天覆地……毛泽东的革命无疑是几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民的最大幸事……毛泽东思想……已经开花结果了……”〔24〕那些激进的“朝圣者”们，发现的是一个“全新的社会”，既不属于传统的中国又不属于现代西方，既不属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又不属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中国开辟了一条独特的现代化道路，解决了人类向自由与幸福的大问题。所谓的“中国道路”首先是彻底的社会革命，它改变了整个文明结构，以现代理想重新规划现实，使一个贫困、堕落的传统国家变成一个充满热情活力的飞速发展的现代工业强国，这不仅令西方发达世界惊慕，也值得所有不发达的第三世界学习：“真理就是，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中国取得了惊人的经济进步……表现在各个领域。其中最基本、最重大的经济成就是，中国在短短的二十年内，使每一个人丰衣足食、安居乐业、身体健康，绝大多数人有了受教育的机会。成千上万面黄肌瘦、体弱多病的饥民不见了，露宿街头、挨户乞讨、食不果腹、目不识丁的流民也不见了，到处是一片繁荣幸福的景象。这种巨大的变化的意义，不能只看今日中国，只有在对比印度、巴基斯坦等不发达世界国家，人们才知道中国发展的意义重大……”〔25〕随同尼克松访华的《纽约时报》记者朱瑟夫·克拉夫特（JosephKraft）在那“改变世界的一周”后继续留在中国采访。参观大寨、南京、上海等地，会见了陈永贵、浩然，给他印象最深的还是中国文化与人的改变。“……如果说法国革命反对的是波旁王朝，俄国革命反对的是沙皇，毛泽东的革命则是要推翻孔夫子。尤其重要的是，毛主义向中国传统的畏权、畏学、畏富、畏老的官本位伦理提出哲学性的挑战。毛泽东教导的是一种平均主义理论，主张为整个社会谋福利。在他的著作中，贫者尊，富者卑，农村高于城市，无知百姓高于知识分子，集体利益高于家庭或个人利益，被统治者高于统治者……”毛主义正通过“小红书”贯彻到全社会。克拉夫特说，如今虽然已不像前几年那样人手一册“小红书”，随时随地读，但“小红书”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而且是各行各业的人心，培育出毛主义新人（TheNew Maoist Man），连被改造的知识分子也心悦诚服地认为，知识分子就是应该参加劳动，改造世界观〔26〕。
有人说：“正当俄国和美国为把第一个人造卫星送上月球而进行竞争的时候，中国人却正在夸口要在地球上造就一代新人。”〔27〕曾经热衷于讨论“红祸”威胁的索斯伯里夫妇，1972年春夏来到中国，这一次他们不是来观看“蓝蚂蚁”的，而是来寻找所谓的毛泽东思想教育出的“社会主义新人”的。索斯伯里先生在中国旅行，感触最深的是中国人的精神面貌：“一个新中国、一种新生活，出现了。其中一部分产生于1949年的革命，那是基础。另一部分，则取决于“文化大革命”，带着它的混乱、斗争、冲突、激情、争辩，一切都在‘乱’中完成。新中国的新人的确出现了，至少现在。他们站起来了，自尊自强，受人尊重与敬慕，善良而富于自我牺牲的精神，我羡慕他们，但并不认为这东西可以出口，或者说美国或其他地方可以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