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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行为都是思想支配的行为，相对而言，动物的行为大多出于本能，本能的恶由于动物没有意识到所以是非恶，但人类的行为，特别是大规模历史性集体犯罪行为则是有意识的行为，当非理性以貌似理性的“科学真理”出现的时候，世界就出现了末日的征兆。为什么在人类自恃创造高度文明的时代却出现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反人类行为呢？问题可能就出在文明本身之中——这是斯宾格勒思考的文明兴衰的起因。他的观点是，欧洲文明的危机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几个世纪欧洲文明酝酿已久的历史性事件。罗兰·斯特龙伯格教授（Roland
N。Stromberg）在其颇具影响的著作《现代西方思想史》的导论中第一句就引用伏尔泰的话：“了解前人是如何思想的，比了解他们如何做的更重要。”分析人类历史中何以发生如此重大的罪行，就必须分析人类的近代思想史。
（二）
在宇宙中人类是伟大的生物，也是渺小的生物。他们很伟大，因为他们的理性照亮了宇宙；他们很渺小，因为他们作为被造之物永远不能到达上帝。作为一种有死的生物类，人不会长久地在宇宙中存在，他们要么是某种更伟大生物来临的前奏，要么是凄凉的绝响，宇宙恐怕不是为我们地球人专门设计的——人类需要自信，更需要谦卑。把超人意志看作宇宙的主宰，或把人类作为实现某种命定规律的工具，二者都误解了人在宇宙中的位置。把近代欧洲唯意志论和历史主义决定论两种哲学放到整个西方思想史的背景考察，不难发现二者在表面的差别下掩盖着非理性的同一性——破坏主义，欧洲文明在近代产生祸害整个人类文明的破坏主义思潮，表明欧洲文明存在严重的历史性缺陷。
在斯宾格勒的历史观看来，欧洲文明在世界文明历史上的悲剧段落如同季节的轮回一样，是不可逆转的。斯宾格勒的反省精神使他试图从一个远处的制高点观照人类的不同文化圈和文明史，通过诸文化圈的比较，他对欧洲数世纪以来文明的进程是悲观的，两种惊世骇俗的破坏主义来临在悲观主义哲学看来就不值得惊奇，而是具有宿命论的意义。比斯宾格勒更渊博的阿诺德·J·汤因比教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也写出了自己比较历史学的鸿篇巨制，而他对欧洲文明在主导精神上失败的预言与斯宾格勒不谋而合。欧洲文明的危机像一个即将出轨的列车，坐在车里的斯宾格勒、汤因比，乃至稍晚的诗人庞德、T·S·艾略特等人都感觉到巨大的颠簸所预示着的不幸。庞德把欧洲文明比作衰暮之年的妓女，而艾略特看到的则是种植着尸体、生长着死亡的荒原。在世界近代历史中，欧洲文明最强大，大战前的欧洲是全世界羡慕的奇迹，是日本、中国乃至印度的榜样。但历史的戏剧性如此突然，欧洲起源的世界大战给世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损害。
尼采是哲学家中的诗人，他的敏感使时代精神集中体现在他身上，他的“疯话”显露的就不仅是他个人的精神危机，而是欧洲文明的精神危机。尼采关于上帝死亡的寓言久久地回荡在历史的天空。人们并没有反省一个暴躁的愤世者对文明的诅咒预报了时代危机的即将来临，而以崇尚尼采哲学傲人，以为不如此便体现不出新时代人格的阳刚之气和挣脱迂腐教条的叛逆性，自由的人应该敢于藐视天庭，睥睨上帝，颐指气使地像对待群畜一样对待庸庸碌碌的小人物；真理的表达必须如尼采哲学那样滔滔不绝、气势汹汹，甚至离经叛道、蛮不讲理。尼采崇尚希腊阿波罗（太阳神）和狄奥尼索斯（酒神）精神，但他扭曲了二者，希腊人理性的热情被他扭曲为理性的狂热。狂热的理性既没有荷马竖琴中悲凉的沉雄，更缺乏泰勒斯追问世界本原的冷静；他既不理解摩西律法的普世性意义，也不懂得耶稣关于爱人如己为最大诫命的世界意义。
人类是宇宙中理性的动物（起码在地球上是最具理性的动物），正是在这种理性动物目光的观照下，宇宙历史才获得了秩序性的历史描述。什么是“理性主义”在理性主义看来不是一种标榜，而是自我反思的开始。与古代希腊半岛相呼应，近代德国是哲人的故乡，哲学的德国是近代欧洲理性精神的发源地——判断并不错，但与此鲜明对照的是，哲学的德国是近代欧洲动乱的策源地。那么“哲学”也就不是理性主义的代名词，当愤怒让诗和理性工具泛滥自己，愤怒的能量就容易使理性主义变态为它的否定形式。德国并不是弱肉强食的始作俑者，但他们一旦成为弱肉强食的受损者，他们就会把弱肉强食的逻辑推演到极致。我注意到辜鸿铭先生对德国人的评价：对不义的极端仇恨使他们对不义者采取极端的不义。一个人打了你右脸，耶稣说，你就把左脸让他打，尼采说，这是奴隶的道德。德国人认为尼采是对的，他们决心杀死那个打他们右脸的人——但这显然不是理性主义。理性主义者不是无能的哭泣者，也不是暴虐的复仇者，他需要必要的忍耐，他还有对天法的信心，并能把信心转化为实现天法的力量。
欧洲为什么丧失了对天法的信心呢？英国的殖民主义如果是不公正的，那么民族主义就是必要的，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也有民族主义意义，尼采的哲学也就是合理的。问题是不道德的世界是否要用更不道德的世界代替。是否因为英法联军烧了圆明园，中国的义和团就应该到伦敦和巴黎街头强奸妇女杀戮孩子﹖用罪恶代替罪恶显然并不就是善的世界。正义具有相对性，但正义还有绝对性，即使凡尔赛和约有不合理成分，这也并不能证明德国人的侵略、集中营、大屠杀的正义。问题是历史没有提供后悔的投票箱，历史的章节不是完全合乎理性的，历史理性只有在长的历史段落才能被人类后验地有所体察。
就像舞台上的演员不能同时作为观众观看自己，历史中的大众不能站在远处反思自己。由于时代意识不断更新又不断遗忘，人类似乎永远在幼稚与成熟之间轮回。人类今天反省二十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疯狂，就有一种成年人回顾自己狂热幼稚时代的感觉。人类是一个总体的集合类，在这个集合类中，人类当然不能因非理性主义者的反人类行为而认为他们不属于这个集合类。人类的任何思想都不是人类文明之外的天外来客，尽管它们之于人类文明的人道主义传统具有异质性。
哲学家的判断可以作为人类思想的先驱，也可以是人类思想或时代精神的晴雨表，作为后者的尼采敏感地体察到了人类信仰的危机，他期待着神殿倒塌，道德倾覆，一切价值重估，他以查拉图斯特拉的嘴向所有人宣布超人哲学；他期待着危机以一次大规模的爆炸释放出来——尼采说“我不是人，我是炸药”。尼采直率地表达了文艺复兴运动以来十七、十八、十九世纪人类思想的无神论能量不断积聚，像将到的大洪水那样传来轰鸣的隆隆声，欲冲决传统信仰——否定上帝的意识从来没有像彼时那样汹汹奔涌。来自何处的力量会动摇人类对上帝的信心、狂妄自大到否定上帝呢？回答是——自然科学的发展。尼采蔑视上帝的超人自信正是得自数世纪以来科学发展的怂恿：既然思辨理性可以在自然中把上帝驱逐，那么道德领域必定也可以驱逐上帝，我们何必要悬设一个上帝呢，我们的逻辑思维足以取代道德上帝了。自然科学取得了在当时人看来前所未有的巨大进步，二十世纪以前，人类科学的发展主要可以简略归纳为两个：牛顿力学和达尔文进化论。
古希腊人尽管有探索宇宙奥秘的理性想像力，但他们的观察和数学知识还不足以建立宇宙图景的数学模型，尽管他们有自己的粗浅模型；到中世纪，人类的形而上学尤其以上帝为中心的形而上学唯理论尽管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但宇宙论并没有重大进展。直到文艺复兴时期，哥白尼动摇了以地球为中心的中世纪宇宙论，欧洲人便开始了用精确的数学语言描述宇宙图景的努力，从开普勒、伽利略直到牛顿，完美的宇宙数学模型建立起来。这个模型出奇地优美、精确、完善，以致人们有充足理由认为，上帝并没有什么玄妙的奥秘，他的奥秘都可以通过科学家的研究写在纸上，物理学定律就是宇宙方程，就是上帝的全部奥秘。
可是人们�